倘若从现代主义的美学范畴考虑，报纸，或许只会被看作是一种绘画媒介。但是，如果从当代艺术的创作观念衍生，报纸的意义就不会限囿于它自身的物性，相反其所负载的信息，均有可能在艺术家创作观念的转化中生成新的价值。事实上，我们对报纸是十分熟悉的，尤其是在过去集体主义的时代，不管是在公共空间，还是个人生活中，它都是社会与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就传播以及对生活的影响而言，报纸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来说，对待报纸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会重视它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性，有的会注重它所传递的各种信息，有的会认为看报只是一种习惯，或者一种日常的文化消费行为。不过，对于范勃而言，从一开始选择用报纸来进行创作，他就希望让这种传统的媒介能在艺术与文化的维度中衍生出不一样的意义。

　　在一份报纸中，图像与文字是主要的信息。在意义传递的方式上，虽然二者各有侧重，但它们却是不可分离的，彼此维系，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系统。大多数看报者在一般情况下也仅仅只会注意图与文传递出的信息。但是，对于范勃来说，其创作的切入点，就在于去剖析图与文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隐形的政治话语是如何运作的，是如何在文本与叙事方式中生效的。譬如，就拿图像来说，不管是新闻图片，还是各种视觉场景，虽然它们都来自于现实，但毕竟是“二手”的现实。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图像很难了解“现实”的真相。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图像的出现就是一种证明，说明其内容是实实在在的。另一方面，一旦图像脱离了自身的上下文语境，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中，意义自然会出现游离。而事实上，很多时候，报纸中的图像制造一种假象，即以视觉上的真实隐藏了真正的现实。更何况，一些图像在发表之前就经过了精心的修改。既然图像无法自明，它就需要文字予以阐释。然而，文本的表述，及其话语的生效就涉及到另一种叙述逻辑。

　　从报纸中已有的图像出发，范勃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图像都能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于是，他会从既有的事实与文字叙述逻辑方面去判断哪些图像是值得反思的，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一旦选择了图像，艺术家就对其进行各种艺术化的处理，或修正，或篡改，或涂抹，或破坏。由于改变了原图像的形式与风格，也就自然会改变它的意义，尤其是会破坏原图像与文本所构成的意义链。不仅如此，有些时候，艺术家还会对与图像相关的文字进行修改。既有的图像逻辑和话语权力开始被消解。就范勃最新的这批作品来说，报纸中的图像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另一个部分则是他新画的各种图像。这些图像在来源与内容上也是复杂而多样的，有传统的有当下的，有中国的有西方的，有政治性的有消费的。当这些新的图像出现在报纸上，在消解既有图像系统的同时，也在重建一种新的图像逻辑。但是，这两类图像毕竟属于不同的系统，它们会发生碰撞，甚至有时会显得格格不入，于是，对于这种绘画方式，或者说图像处理方式，我们很难就某一件作品得出一个确切的意义。

　　那么，艺术家的绘画行为又如何在当代绘画的语境中弥散出新的价值呢?毫无疑问，在范勃的作品中，“图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们既是视觉化的，同时，也起到了意义索引的作用。因此，在创作之初，范勃就需要考虑如何建立个人绘画的图像系统。而我们的问题是，艺术家又遵从什么的原则来创作图像?或者说，在这些不同的图像背后，在方法论的层面，是否存在一些共性。当我们凝神关照，试图进入艺术家笔下的图像世界时，就会发现，这些图像完全是碎片化的、断裂的，图像与图像之间并不具有内在的联系。当绘画的图像与报纸上原有的图像共同置身于同一个画面时，一种强烈的反差开始形成。绘画的图像是非常个人化的、感性的、随意的，而后者是理性的、机械复制的、充满了意识形态性。两个图像系统的关系十分紧张，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相互砥砺，相互消解。当然，图像的冲突只是一种表象，更为内在的矛盾源于叙述性所形成的差异。在范勃笔下，那些碎片化的、非线性的，甚至充满了消费快感的图像，实质是十分个人化的、日常的、书写性的，但是，报纸之上的原图像却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们是线性的、宏大叙事的，并且充斥着各种话语权力。于是，两种叙事原则必然会产生冲突。换言之，范勃以一种碎片的、无序的、多样的叙事方式，力图去消解过去报纸中那种单一的、完整的、宏大叙事的话语。

　　这种独特的图像表达与艺术家的绘画语言与修辞方式息息相关。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范勃的作品大多是基于具象、写实性的语汇，新作强调的则是一种个人化的图像叙述，手法倾向于表现。对于个人的绘画修辞方式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暗含着一次转变。“书写性”成为了这批新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书”入画，还是以形入画，表面看，只是手法上的差异。然而，语言与修辞手法的不同，不仅会流露出艺术家在创作方法论上的思考，而且会形成不同的审美趣味。在中国的绘画传统中，尤其是文人画的传统，艺术家重意而轻形，重笔而轻墨，以书入画，以意写神，追求的是语言的纯粹与心性的表达。范勃有意识地向传统的绘画方式回归，却不限囿于传播笔墨语言既有的程式与规范。对他来说，书写的意义，在于它的日常性、随意性，更重要的是它是自由的，完全个人化的。对书写性与个人性话语的倚重，使其在面对由报纸所形成的宏大叙事与权力话语时，进一步的构成了一种消解的力量。

　　然而，在这批新作中，不管是叙事还是审美趣味方面，仍充斥着一些矛盾。一方面，由于画面中出现了各种图像与符号，它们自然会弥散出意义，毕竟在能值或所指的维度上，均与外部的现实具有关联。但另一方面，艺术家又十分强调绘画语言的纯粹性及其书写性。于是，在社会学叙事与语言探索之间，在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关注与个人“心性”表达之间，艺术家很容易陷入两难的境地。亦即是说，倘若只追求书写的纯粹性，重视语言自身内部修辞系统的建立，艺术家就需要放弃叙事性，放弃那些表征社会现实的视觉符号。但是，艺术家之所以用报纸作为媒介，一个基本的目的，是希望使其成为与外部现实联系的通道。故此，艺术家需要对两者进行调和。不难发现，在最新的作品中，艺术家既希望立足于传统与当下、中国与西方在视觉领域所形成的参照系，借助于图像语言的解构与重组，力图完成语言的个人化转译。而同时，也希望作品能与当下的艺术文化语境发生某种联系。对于集体主义时期的各种权力话语，对于当下周遭的社会现实与个人的精神境遇，在范勃的绘画中，既有批判也有调侃，既有反思也有无奈，既严肃又似乎夹杂着反讽的意味。因为图像的介入，使得范勃的绘画超越了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媒介论;因为叙事性，艺术家为画面构筑了一个双重的内部逻辑。既有的信息不断的消逝，不断地被遮蔽，新的意义则伴随着艺术家不断的“书写”，与新的绘画图像一道向外弥散，向外衍生。

2015年10月22日于四川美院

作者：何桂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