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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梁建平先生的绘画脉络,我终于找到他辐射于画面上的个性语系——象意识。在他有主题叙事的系列作品中,我们面对他的时而繁复时而灵练,忽然淡墨忽然焦墨,难以表述出瞬间的观感,甚至于有一些批评家只能从他的画面上捞起辞不达意,浮光掠影的评介词,却很难理解梁建平内心积蓄的一言难尽的神往……笔墨是有限的工具和载体,而“象”义是无限的变构。我们的艺术就在这种“言不可言,画不可画”之中突破个人的表达极限,绘出冥想中的“象”。
当一种绘画艺术接近从实到虚、从有到空的神圣而永恒的境界时,那就是开始了对宇宙永恒意志的领悟。
梁建平这种超乎审美常规的抒情构图,以及时空不拘的“苍生”叙事,明显地带有画家根性的文化基因。他从个体的生命感悟中走了出来……他何时打开了眼界,由一个艺术家特有的直觉悟到了那个大于个体生命的生命?
那个大于个体生命的生命,同时也是大于万物的生命。他豁然觉醒了。这种如梦方醒的感觉使他有了强烈的表达意愿,但是任何一个有极限的绘画艺术家,都可能穷尽一生也表达不完自己天赋的心性感受。
这就迫使梁建平一次次的挥毫画卷,一次次的复述“浮生”和“苍生”;一次次的积累着有表现力的语言;一次次尝试着语言之间的并置。我们相信这个过程就是“历练”,就是“成长”,就是表述他知晓的世界(世态),就是描述他所悟到的宇宙神性。
至少他已感到这个宇宙充满生机,而且混沌得令人神往;而他企图要传播它的气息,它生命的博大气息。以怎样的绘画语言,才得以完成人生对宇宙的传神的感恩描述?
宇宙的神性(神奇)正式宇宙的大生命场,它的始于混沌。归于混沌的影响和容量事故人类不客企及的;人类只是它的大生命体中与万物共栖同息的个体细胞。
文化源于人类对宇宙大生命的好奇、敬畏和认领,源于人类在生命实践中不可遏制的心性表达和自由创造;文化也正是在传神、传奇、传世中不断增加历史演进时所获得的新知识。这种文化所给予的喜悦孕育了人文精神——创造性地理解宇宙和世界,诗意的解读自然,并和这个“天、地、人、神”共栖的自然家园相依为命。
从这个初始的人文愿望出发,宇宙大生命的原始宗教本体就存在了(文化的内在认知)。那正是:“神-人-自然”相互交融、交汇的生命流域。
在人类自由生长的历程中,禅性生命和自然生命在基因内蕴中支持着。鼓舞着人的自由表达或自由创造;同时,神性和自然性也永远不懈地矫正这人的疯狂,告示这人的迷茫。
而人类对宇宙大生命的敬畏和认领,奠定了文化理想,那就是三维生命(神-人-自然)的融汇并进。这是最高的生命信仰,它的展开衍生了原始宗教精神。
梁建平走出个体生命的感悟,从而扩大眼界,隐约颖悟出眼前的苍生母体——宇宙大生命……这个经历也是有因缘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徒步走黄河全程,亲历见证了黄土里的“浮生”和“苍生”。可以说他提前自觉地把个体生命的狭隘意识投放大盘云云草根生息中,使他有了一场整理“魂思”的机会。
无论从思想意境上讲,还是从宗教意义上解析,这都是一次从“眼界”到“意识界”的疏通。他开始有了氧气直灌鼻孔式的醒悟,他也脚踏实地地感受到了“大宗教”的律动。
沿着黄河域岸,他看见了许多事象,而这些事象深深地烙在了他的人生意念中。他的脑脉中涌堵着这些由具象堆积交错而成的意象,他要用娴熟的技能把这些“象”诉诸于笔墨之中……于是我们跳开他过去的习艺而作的绘画,看到了有魂、有魄的《心象系列》、《厚土系列》、《浮生系列》、《苍生系列》。
有一次电视访谈中,我说过:梁先生的画不仅仅是笔墨抒情,它的重点是叙事的。
在有限的纸墨空间叙事,在恢弘的叙述中表现出内敛的抒情,画家已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危险的尝试。我们不用怀疑他画具象的功力,了解一位绘画艺术家,必须进入他作品中所有的元素,包括工具和手艺。
在他的《梁建平实验水墨作品集》中,收集了《心象》、《厚土》、《浮生》、《苍生》几个系列的代表性作品。
记得他送我这部画集时,我问他:为什么叫“实验水墨”?他可能听懂了,嚅嚅地说:“当时就这么叫了。”
“实验水墨”这个时期的水墨作品我们另外去讨论,但梁先生的“实验性”已经超越了那个特指的倾向。若说一个画家想有所进取,那么他一辈子都在“实验”中,显然这个名词已经难以指示“探索”的意义了。
创造性中本质上就含有“实验”、“前卫”或“新潮”等元素,所以,实验就是创造。
一个画家通过利用自身的功力和智性能量,抵抗一切已有的通俗的表达方式,强化独立的语汇系统,有别于同类艺术中的一切有可能的类同,这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修习,也是为了更自由地赢得创造性的存在,尊严和独立意志。
没有自由,哪有创造可言?
同时我读到一批对梁建平的评论,当代大艺评家刘骁纯先生说过:“梁的徒步黄河是精神上的一次磨难和跋涉,文化上接受了一次陶铸和洗礼。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更深层的思变。”
如果我认为梁建平的“象”意识很强烈,并非苟同某些批评家所指的“抽象”或“半抽象”,梁建平的绘画艺术符号是由象所致,但他在“象”与“非象”之间是为了寻求宇宙之苍茫。“苍茫”是无象可取的,也就是“大象无形”的。但是“大象”不会无端地没有理由地“无形”,而是“象”由神性组成。唯有“传神”的笔墨才能完成这“无形”之“象”。
我们可以认定梁建平画的是人形、人体或人符,但它们更大的妙处是以“人符”表征生命的根脉,而这些生命的、生灵的根脉,也就是发现宇宙大生命、命名宇宙大生命的中国文化!
若有幸收藏梁先生的作品,我会在《厚土》系列中找到我个人喜欢的画作,我认为《厚土》是他的一个很踏实的转变进程。《厚土》之二就是一幅踏实稳坚的画面,人形就是岗崮,就是在大地上升之中与天会晤的“生命”,不管它们的面貌有多少世俗的悲怆或苦楚,但它们是一种自然(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意为“本来如此”),它们的表情与天地表情早已被艺术融汇。
我也喜欢《厚土》之三十四,嶙峋之间有一种自由无为的大道传统——“以天下为我身”的博大情怀。
天下何处不是人(生命)的肋骨?山河的痛痒即是“我”的痛痒。
梁建平从《浮生》开始,又进入了一个创造性阶段;他已经提前(或过早?)迈出了这一需要理论诠释的大步,他把“人符”或“人形”更模糊化了,也就是更为“涂鸦”了。苍茫中,天籁、地籁、人籁共鸣,画面超逸,枯焦之笔遍布点缀整体器局。画家要布置的话题已十分明确,苍生已不同于浮生。
我忽而记起几年前为大画家石虎先生总结整理的某句话:“艺术应当回到它大于思想的混沌之中……它是人与宇宙世界相对平行的形式。”艺术曾被人弄出许多“观念”和“主义”,艺术家们在修为中有了思想,但宇宙有什么思想?或者说它的思想人类知道吗?
唯有艺术才可以表述宇宙。
始于混沌,归于混沌的“大象”一直在冥冥之中引领着想念它,想象它的艺术家们……
叙事是整体的,世界如此,一个人的人生亦如此。在横迁纵徙中,梁建平构造了他叙述宇宙和世界的“创世纪”。
我读《苍生》之四,如同看见混沌初开的天地在分配中有了一条野蟒般的天河,它野性地呐喊,这种可以看见的声音,叩击人心。
盘古开天地,苍茫和岁月如约而至,皇天后土是太阳神光普照生灵……(《苍生》之十一)
还有,看哪,一个宇宙的器局,生生息息延绵的山脉,万千气象……地籁隐约而至。(《苍生》之二十七)
芸芸众生发出的光的呼唤。(《苍生》之十三十七)
天地之间无处不埋藏着艺术的原始疼痛(《苍生》之四十四)
宇宙大生命场中,生生死死的交替让自然更为生动。(《苍生》之四十七)
诚然,这些画作不仅是我个人喜欢的,也是最能说明画家心力所致的大作品。
唯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才能让一位画家走出个体生命的天空,重新审视和检讨中国文化艺术传统,梳理文化艺术传统中的仍有生机的真文脉、真精神。
在中国近代史上,文脉的断代已经使我们痛定思痛。可是今天仍还有太多迷途的文化艺术羔羊在以西方文化充饥补养,它们远离自己的牧场水土,看不见自己的牧场上万劫不灭的根萦。
我从梁建平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自足,同时看到了和他融为一体的水墨精神,表现宇宙的浑然和速度,唯水墨方见真性灵。所以,水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性情、真传统,而且这种传统仍有灵性待后世来发现、发掘。水墨让你自由通达,你的自由心性通过水墨可以传神般的呈现,测出你的深度和厚度——自由度。
我理解了《苍生》所布置的命题,因为佛祖释迦牟尼并没有直接证明回答什么是世界本质、真理,而是通过种种否定,支持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实相者则是非相。
梁建平的《苍生》系列仍在随心性所致地抒发情义,叙述生命、世间乃至宇宙,而他已不拘泥于“实相”和“非相”了。在画家的笔墨掠过之处——无论疏密润焦,都是神气和精气所在,他已然悟到了“无有入无间”的道性。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是宇宙的力量,这个力量,宇宙的大气已将它输配于万物之中,包括人类也具备了这种原始的智能(力量),潜在的原始能量一旦和道性接通,就进入了“自觉”的创造境界。
水墨之道更是一种“道”,正值中国人回眸寻找本土文化的当下关口,梁建平落脚宋庄小堡,并和同道中人鹿林先生结识,切磋之间他们很快地发起成立了以宋庄为大本营的“水墨同盟”。
水墨涉及到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水墨艺术更面临新世纪再创造的重任,我为他们的勇气感到欣喜、欣慰,并十分看好他们这一路人马的业绩。
自由创造是艺术家最本质的素养,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出现在自由而独特的路上。相反,奴性的粉碎时代的伪艺术在社会功利价值的喧闹中将被湮灭无救。
通过鉴赏梁建平的绘画作品,让我也有了被天下、宇宙、大生命纳拥的豁然释怀之心境,“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
我期待着。我在漂泊路上也会随时注视水墨中国、水墨世界、水墨宇宙。
“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老子如是说。
作者: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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