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9日，武汉剩余空间迎来了艺术团体Agaphanthe(由法国艺术家夫妇Alice Mulliez 和Florent Konné组成)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展览由鲁明军策划。此次展览也诞生于Agaphanthe在武汉的驻留计划，他们以浸入市民生活的方式去了解城市的韵律与精神，从中收集他们需要的数据，重新拆解编辑后，分享并展示给观众。通过对领土和遗产方面的调研去阐明对于景观和都市化的主张。以下是“凤凰艺术”带来的现场报道，以及对艺术家、策展人的专访。

　　左一：艺术家Alice Mulliez，左二：Florent Konné

　　开幕现场

　　在中国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速中，仿佛任何我们所能看到的事物都并行在被拆解和被重组的双重有效境地中，犹如再一次进入变异的“后殖民主义浪潮”，并对其不断克隆、剧增。看似这种集体狂躁，面对的是中国地域特殊性的不断发酵、膨胀，实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这条延长线，不断从西方延伸至中国。而作为剩余空间“NEW ORDER”展的艺术团体Agaphanthe，Konné和Mulliez不断在跨越地域、城市以及文化的旅行中，通过对领土和遗产方面的调研去阐明对于景观和都市化的主张。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同化地域经济、文化的政治手段，那其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改造材料。在“NEW ORDER”展中我们所看到的建筑龙骨材料，可以构成任何地域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共性的建设基础，而这映射出的是在城市转型中的中心词“组装”。Agaphanthe在展览中所创造的艺术表现形式，正是将我们在带入观看时，又与他们各自的艺术创作产生对城市的共鸣。

　　整个展览空间被塑造成一个充斥不同形状与记忆的游乐场：反曲线、绘画、隔板、灰渣以及建筑元素等表现形式相结合形成反差，从而建立了一个形态上看似疏松，内容上紧密相连的叙事方式。而对称的图形所映射在镜子中的弯曲形态又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主题，造成视觉上的暧昧不清从而阻碍了观众对作品的直接解读。作品不断变换着尺寸、形态，它们或由缺到满、或由消极到积极，在变量中逐渐找寻平衡，成为象征。

　　开幕现场

　　展览中的材料是两位艺术家从驻留时就开始收集的，这也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基本的方式。他们进入那些被禁止出入的工地，那里人迹罕至，只有工作的工人，这也成为作品中场景的特性。Agaphanthe对这些驻地过程中所见所想的事物进行解构，这种解构形式来自于小组对逻辑重组的某种质疑。即当代世界中早已被淘汰的废弃物依然滋养着因它们建造的全新的形态。

　　鲁明军对话“凤凰艺术”

　　庞贝系列

　　蓝色图示

　　Q：尤其在此次展览里面空间的影像中，表现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地域文化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差异，对此你是如何看待这种不同的？

　　鲁明军：我倒是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再往前推一推。毕竟两位艺术家在中国只待了一个月，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很有限，所以在处理作品的方式上依然带着某种“偏见”，比如会概念性地想到水墨之类的象征，包括对城市化的体验也有点刻板。根据作品所提示的，如果说在澳大利亚或者欧洲，你会感到另外一种普遍的、集体的“乏味”，那么到了中国你会感到一种普遍的、集体的“狂躁”，这看上去是一种差异，但事实上，不管是“乏味”，还是“狂躁”，都是集体的、普遍的，甚至在我看来，“乏味”和“狂躁”是一体两面，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和遭遇，比如资本主义，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今天中国的问题，也是西方的问题，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框架所能概括的。因此，问题在今天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观看这两位艺术家的处理方式。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享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表面的差异。你可以不认同艺术家的观点，但可以就观念层面，继续追问下去。

　　购物广场

　　Q：你刚刚谈到“共享”，我发现此次展览的材料能体现这种“共享”，例如其中通用的建筑材料在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使用，是不是这种建筑材料的共性也引申出了关于“城市进程化”的问题，对此你是如何理解材料的这种关系的？

　　变量结构

　　鲁明军：在逻辑和方法上有点像刘韡，刘韡的实践本身也和城市化有关，不过在形式和能量上还是有很大不同。虽然说Agapanthe在中国的实践还是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但是，对于城市化本身的体验和感知则是普遍的。在我看来，“庞贝”系列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在武汉的切身感受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材料既是观念，也是形式，而形式本身就是秩序，是权力机制。

　　Q：整个展览从图象角度来看，每件作品都很具体，也很简化、简练，但从整体来看有一条共性的线索，想听听你是如何来梳理这条线索的？

　　展览现场

　　鲁明军：你可以把整个展览当作一个作品。他们的线索非常清晰，具体包括：一是形式，不论作品中的对称，还是镜像，这些形式关系可以构成一条线素。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良好的美学素养;二是材料，里面涉及到经验的自觉、场域的感知等因素。总值我觉得他们的做法还是很标准，就是如何通过形式、关系包括观念构建一个自己的语言系统，而且这个语言系统是非常克制、含蓄和内敛。

　　Q：此次展览的作品《喧闹》，它用一种涂平后再“撕”的方式达到最终效果，这种微妙关系回到了材料或图象本身的叙述关系，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

　　于无名之处、涨潮

　　鲁明军：因为撕本身很随意，而这种随意性、人为感和不确定性仿佛是今天的中国，所谓高速发展的背后就是程序的阙如。所以，这种手法看上去很写意，但也很观念，因为它和艺术家关心的城市化问题以及整个展览的叙述逻辑是高度一致的。

　　Q：似乎谈到图像最本质的问题，就会涉及到空间、秩序与逻辑，那你是如何理解其中空间和秩序的关系？

　　鲁明军：若按上述理解的话，艺术家所谓的“新秩序”其实是一种反秩序的秩序，或者说是“秩序的悖论”。显然，“新秩序”里面有很多我们对秩序的怀疑，这种“新”本身不是通向一个理想的标准或目的，其实是秩序本身在变化当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冲突和吊诡，自然还有权力。比如说影像作品中的分隔，这种粗暴的分隔本身也是具有某种权力意味的。不过，我更关心的还是他们是如何去形成一个完整的线索和结构的，即如何把形式、材料、观念等各种要素组合成一个能动的语言系统。

　　Agapanthe对话“凤凰艺术”

　　展览现场

　　Q：这个展览是从一个驻留项目延展到眼前的呈现，那你们觉得对武汉这个城市的了解，与你们自身国家根深蒂固的状态，在城市进程化方面有什么不同？

　　Florent Konné：对我来说，武汉与我们相比，不同在于在这里的人为了建造新的建筑，毫不犹豫地拆迁。在欧洲，人们更习惯采取保护的态度，设法将现代与古典融合起来。

　　Alice Mulliez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这边的人过着以集体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跟我们截然不同。我也很佩服中国人对周遭环境良好的应变能力。十年前我去过上海，现在那里跟从前相比变化巨大。中国的飞速发展让我感到十分惊奇。

　　Florent Konné：我谈一点关于经济和政治角度的看法。在欧洲，我们对中国的印象通常会比较刻板，在欧洲人眼里中国有些“闭关锁国”，但当我们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上，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结晶

　　Q：像此次展览作品中所有的碎片都是从你们观察到的生态里提取出来的东西，那你是如何从这些建筑的材料里寻找到既经济又政治的思考？

　　Alice Mulliez：我觉得中国存在一种十分强大的集体凝聚力，一种全民化的集体意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所以我十分好奇，在如此强有力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个体是如何表现自身的呢?

　　Florent Konné：在这里我听到很多不同的喧嚣，这里光怪陆离，霓虹灯闪着灯光。我选择用声音和影像展示我所见到的。我们知道中国不是一座单一的城市，中国有数不清的山水风光，中国是很多元化的。在武汉，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变量结构

　　Q：那你觉得你们作品的建筑改造材料，是不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

　　Florent Konné：是的，我们采用了石膏，还有混凝土。很久以前、我们刚开始一起工作时，我们的关注点就放在了城市化问题上。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也是我从业以来最感兴趣的社会问题之一。石膏比金属硬度小，更容易创作，我们可以在上面雕刻，它的可塑性十分强。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展示不同的内容，它就像一个屏幕。事实上这在艺术创作上称之为废物利用，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建筑进行翻新，这是对材料另一种方式的流通，更为私人化。令我们震惊的是，在武汉，拆迁意味着全部摒弃，拆掉一幢楼就扔掉所有的建筑材料，为了建造新的建筑而把旧的全然抛弃。

　　喧闹

　　Q：回到创作中时，你们是如何提取和保留这种这些材料的属性的？

　　Florent Konné：事实上，我们通常选择保留事物未经雕饰的天然特质。然而保持这些材料未被加工的状态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它们从何处来，在建造和材料选择中保存它们特有的表达形式。

　　Q：你们《涨潮》这部作品时，是不是通过个体的多屏幕复制达到对一种集体的塑造，以此与作品《于无名之处》形成比较？

　　FlorentKonné：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采用夸张的手法表现集体主义，这种形象的重复几乎都可以称得上是克隆了，就像排列的无数微小细胞构成了人的整体。这部影片主要拍摄地在武汉，拍摄中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呆在武汉。我们选择了一座澳大利亚的小城，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开发，唯一像样的文明标志就是市中心的一根电线杆。人们来来往往，漫无目的地前行，茫然若失。

　　微颤

　　Q：你们当时在废弃的建筑石头上涂满墨色，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Alice Mulliez：在我们看来，这座城市是黑色的，也是我们想突出强调的。

　　Florent Konné：墨水具有可塑性，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墨水就像山水一样，是中国传统画作的典型标志，而石头在某种程度也称得上是中国画的一部分。我们使用墨水做涂料就像建筑师使用油漆一样。其实我们很少使用墨水。

　　Alice Mulliez：一开始我们对使用墨水持有保留态度，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呈现的效果很好，于是就开始试验墨水能表达的不同意境了，比如说使用墨水去涂抹覆盖石头，我们很快就放开手脚了。

　　Florent Konné：包括在创作作品《喧闹》时，这个撕的过程是有风险的。我们不知道是否会一次性成功，撕的力度不同也会呈现不同的效果。我们不能保证撕出来的效果就是我们在脑海中构想过的那种，这其中有偶然的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

　　Alice Mulliez：这与我们做建筑的原理很相似，当我们在建造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与构想中的不一致，我们就需要拆掉重建，有时直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粉刷来完善。艺术创造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喧闹

　　Q：在直观观看作品《喧闹》时，它表现出更多的是形式感，那近看，其中有很多被行为后的色块起伏差别，这也构成了一种空间关系，对此空间关系你是如何理解的？

　　Florent Konné：事实上，乍一看，这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空间上的图像，然后当我们走进观察，我们会发现事物的另一面，比如说它的材质：采用的是什么材质，怎么样将这种材质运用到创作中去等等。这种不同于一种变化的形式在建筑中体现出来。这种摆放也是为了使观众能够看见它的背面。

　　Alice Mulliez：包括我们用这种建筑隔板材料来放置石膏制品，这使人联想到那些老式的广告牌，它们的支架都是在后面放置的铁质材料，采用斜放的方式能够方便它更好地展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采用这种铁质材料来做桌子组件，这样便可以将这种金属材料转移出去，为其他的东西让路。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尝试。

来源：凤凰网艺术 作者：Lee,采访\撰文,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