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个贫寒家庭的后代，也许是家庭环境的类似，使得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惺惺相惜，以致后来形成一套影响中国美术院校教育的体系——“徐蒋体系”。第一次见面之前，蒋兆和对徐悲鸿早已慕名良久。而徐悲鸿则认为蒋兆和的水墨人物造型准确生动，笔墨运用自如。蒋兆和后来回忆说：“由于徐悲鸿的指点，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蒋兆和的儿子更直言：“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著名已故艺术批评家马鸿增对“徐蒋体系”如此评价称：“半个世纪所出现的种种新气象、新格局，所产生的一批批有作为的人物画家，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徐悲鸿、蒋兆和的开创之功和推广之力。”

　　徐悲鸿自称“学西画就是为了发展国画”，对蒋兆和影响极大

　　1919年3月，获得蔡元培公费留学名额的徐悲鸿，坐上了开往巴黎的船，经过八年多的海外求学后，徐悲鸿回到了上海。这时的徐悲鸿已经得到了西方大师的亲传，在艺术上有了很高的造诣，一时声名显赫。

　　同样出身低微，在上海新新百货公司等处任美术设计，主要从事炭粉人像画，橱窗、广告牌、商标、时装等设计的蒋兆和，对徐悲鸿的大名早就仰慕已久。获悉徐悲鸿回国，他想方设法通过当时任职商务印刷馆、徐悲鸿的好朋友黄警顽，拜见徐悲鸿，希望获得指导。

　　见面那天，未曾受到专业美术教育的蒋兆和局促地把自己的画打开请徐悲鸿指导，一开始徐悲鸿并没特别在意，突然间，当他看到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画时马上兴奋起来，他问：“这些都是你画的吗?”他点了点头。徐悲鸿问：“你叫什么名字?”“蒋兆和。”当天，他们畅谈了不少艺术问题，徐悲鸿认为蒋兆和的水墨人物造型准确生动，笔墨运用自如，画得很好，所以非常兴奋，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徐悲鸿说：“应该在我们国家多培养画写实的人才，我学西画就是为了发展国画……你的画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走的是写实主义道路，一定要坚持下去，必定有大成就。”这一番话不但对蒋兆和影响极大，更为后来的“徐蒋体系”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那次见面之后，徐悲鸿便让蒋兆和住进了自己的画室，一住就是两年多时间，然后又让他在家中住了数月。蒋兆和有机会认真地观摩徐悲鸿创作并饱览了徐悲鸿收藏的古今中外名作，两人还经常秉烛长谈，讨论中国画发展的前景。在徐悲鸿这位良师益友的指导下，蒋兆和逐渐去掉了画广告画的艳俗之气，开始直面现实生活，艺术思想逐渐成熟，坚定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

　　1928年，徐悲鸿推荐蒋兆和到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1929年，25岁的蒋兆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展并脱颖而出。徐悲鸿希望蒋兆和能留学法国，不仅安排蒋兆和跟随蒋碧薇女士学习法文，还申请了500元留学官费。可惜天意弄人，蒋兆和最终还是没有去成，艺术史家陈传席曾总结，一是他太穷，二是文化不高，三是外语不通，造成出国留学有困难。

　　留学不成，并没有影响蒋兆和探索艺术的意志，相反，艺术造诣却日益显著，1936年，蒋兆和开始走向成熟，他接连推出了《朱门酒肉臭》《卖报童》等一系列惊世之作。他的画风也得到了齐白石的赞扬，白石老人说：“兆和先生与吾友悲鸿君善，尝闻悲鸿称其画，今始得见所作人物三幅，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特见，予甚佩之。”

　　《流民图》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艺坛上确立崇高地位

　　“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欣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那时，我虽未能用笔描摹记录他们的悲惨生活，但是他们那一幕幕的生活场面却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蒋兆和这种对普通民众的关怀与同情的心理在他还是少年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一直深深扎根在他的记忆深处，在他有能力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这种内心深处深沉的感受就很自然地表现在了画面上。

　　“我开始思索如何画一幅集中表现沦陷区人民遭受日寇烧杀掳掠的大幅画，开始有了《流民图》的概念，并于1941年孕育成熟了《流民图》的雏形。”

　　后来蒋兆和创作的《流民图》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艺坛上确立了崇高的地位，也确立了他后来成为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代巨匠，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开山鼻祖的位置。后来，理论界把由徐悲鸿、蒋兆和先生共同倡导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教学思想和创作方法概括为“徐蒋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国美术教育中影响巨大。

　　注：文章部分内容据《徐悲鸿与蒋兆和水墨人物画创作差异研究》康晓铭、《徐悲鸿与蒋兆和水墨人物画之比较研究》张洪玉、《从徐悲鸿到蒋兆和》孟庆涛、《画坛伯乐徐悲鸿——徐悲鸿与蒋兆和》。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