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黄道明在位于北京昌平的西新城村租下了一块七亩地，他四月份回北京度过隔离期后便开始了种地计划。时隔几个月后，他种成了一大片盛开的向日葵，路过的人都被这一片向阳的景色所吸引，有些人还专门过来拍照打卡，连村民放的羊群经过了也都要停下来瞧一瞧。

　　西新城的村民们很不理解这个来租地的外来户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大片土地用来种向日葵，他们认为，既然来种地，怎么也应该要种些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才对，全部用来种向日葵未免太笨了。在黄道明来之前，这块地也是村里唯一的一块空白地了，农民们在其他的土地里都种上了能卖出价钱的农作物。

　　种这一大片土地并不轻松，有了种地计划后，黄道明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甚至自己还用手来挖地。从他准备开始，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几乎都不怎么看好他。四月底播下了第一波向日葵种子，由于缺乏雨水，种子并没有能发出芽。在村民看来，他这样是没有章法的种地方式，属于不靠谱的劳作，没有人相信他能种好这一块地。

　　黄道明要接着播下一波种子了，可向日葵仍旧面临着没有雨水就发不出芽的困境，天气炎热了起来，黄道明那段时间天天都在看天气预报，再没有雨向日葵就真的活不成了，看来仅仅靠天吃饭也是不靠谱的，他决定要自己来浇水灌溉，要想办法引水到地里来。最后他买了消防水管，从大队里引水到田里，播种后用水浇透了土壤。过了几天，向日葵开始发出了芽，后来又来了几场及时雨，这片向日葵地总算活过来了。

　　野草长得也很快，黄道明开始会过来锄草，后来发现向日葵长势并不弱，和野草共同生长着很也好看，索性就不锄草了，七亩地呈现出一片野蛮生长的生命力。到了七月份，向日葵开始盛开了，小的不过一米高，零零星星地陆续开花，花期持续了并不长的时间，慢慢就凋零了，本以为这就是这片土地的结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八月份下旬，第二波向日葵开始一片接着一片地盛开，像传染的波浪一样，比之前更高更大。

　　黄道明本人也很惊讶向日葵带给他的“惊喜”，他在向日葵地里摆起了茶席，每天早上从天色亮起到太阳光线变得刺眼之前，在地里给人泡茶，就像他之前在北京黑桥的Aiyo空间持续一年的“黄道明茶店”艺术项目一样，而茶店项目此时此刻流动到了户外，搬到了他亲自种下的这一片向日葵田地里，艺术家朋友戏称这是来跟梵高喝茶了。

　　来喝茶的不只是艺术家朋友，一些村民和不同群体的人看到觉得好玩也会进来喝茶聊天，他们聊着不同的话题。在这个在向日葵地和不同的来客建构的茶席里，黄道明每天早上给大家泡茶，有的人六点多就早早地过来了，对他们来说，北京的秋天太过美好和短暂，能够在这样的景致当中喝茶，在别人眼里看来的虚度时光，也是实在充实的。

　　这样的美好在当下未免太过魔幻，也让人不解，艺术家黄道明为什么要种下这么一大片向日葵，是为别人种下一片美好吗？还是种出来自己内心的美好，如果这是生长自艺术家本人心底极致的浪漫主义，未免不太符合黄道明既往的艺术作品呈现出的主题。

　　向日葵的生长看上去像是跟时间的一种博弈，而“时间”这个字眼在黄道明的艺术作品当中屡屡呈现，在黑桥一年的“黄道明茶店”艺术项目消耗了数百斤老茶，他用自己的身体和时间来陪客喝茶聊天。如今项目再次搬回到西新城村，他所生活的地方，他似乎是想用时间来完成他的作品。

　　艺术家为何要种地？这让人猜测他试图在其中表达的自己跟土地的一种关系。从北京的五环内到五环外，再到北六环外的昌平兴寿镇的西新城村，作为艺术家的这一群体在北京面临着不断被拆迁，被驱逐的处境，而现代人与土地的联系也在弱化，如今黄道明搬到了村里生活和工作，跟城里相比，这里的空间更大，回归到了一种乡土生活的环境当中，他可以有新的尝试空间。

　　在村民看来，做艺术的跟种地的是扯不上边的事情，他们不会认为种向日葵地就是艺术作品，但他们每天也都在关注着这一片田地，甚至还会在路过的时候提醒黄道明该做些什么，比如大声吆喝着他应该快点收成了，不然就该烂掉了。

　　对艺术家本人来说，亲力亲为的劳作一直贯穿在他的向日葵田地里。劳作本身有着值得尊重的价值和意义，哪怕并不是为了眼前所衡量的经济效益，能把这一大片地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种成，恐怕也是他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应和不同的评价也让他的这片向日葵地变得更加让人期待。或许在他看来，种这片向日葵地究竟算不算艺术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而他近些年所做的一些作品也都在艺术和非艺术的边界中游走。

　　路过的人看到这样一大片金黄的向日葵本能地会发出惊叹，盛开的向阳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纯粹的向上的力量，在如今社会中流行的一种“丧”文化中，这么一大片金黄的向日葵或许给人们注入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和活力，黄道明笑称，不管身在哪里，他要做自己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