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龄《易经·乾》纸上水墨，180 x 97 cm，2016

　　书法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最初从商朝的甲骨文开始，历经十多个朝代，先后演变出篆、隶、草、楷、行等五大类书体。回溯三千多年的书法发展历程，每个朝代的书法各具特色。虽然不同书体各有其“章法”，并且各个时期的书法趣味截然不同，但历代书法家都遵守着一种千年不变的铁律，即行列之间留有间隔，同时作品四边都要留出空白。然而，当代书法家王冬龄却打破了这种沿袭千年的金科玉律。

　　作为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等书法大师的弟子，王冬龄在继承传统文脉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试图在中国书法与当代艺术之间找到契合点。近几年，精于草书的王冬龄以一种被命名为“乱书”的新颖书体，将中国书法引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让人们感受到水墨书道的玄妙感和震撼力。

　　最先将“乱书”一词用于书法的，是明代书法家董其昌。他在一件书于1603年的行草手卷中写道：“癸卯三月，在苏之云隐山房，雨窗无事，范尔子、王伯明、赵满生同过访，试虎丘茶，磨高丽墨，并试笔乱书，都无伦次。”此件书法行笔瘦劲流畅，字体忽大忽小。虽然字体大小“都无伦次”，但董其昌在书写过程中仍然严格遵守行距之间留有空白、以及作品四边“留白”的书法规则。

　　与董其昌相比较，王冬龄的“乱书”则是另外一种面貌。在王氏“乱书”中，行列之间的空白不复存在，书写笔划时而相依、时而交错，有些作品的运笔甚至越出了纸张的边缘。显而易见，王冬龄的“乱书”颠覆了传统的章法规则，降低了书法的可读性，开创出一种通过图像表现水墨韵味的书艺形式。

　　王氏“乱书”的诞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的问世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而上世纪末兴起的“现代书法运动”无疑是背景中的一个地标物。

　　1978年中国政府实施开放政策之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传入国内。在日本现代书法的影响下，古干、王学仲等26位艺术家于1985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现代书法首展》。此展览在“书法革新”理念的指导下，展出了与传统书法有很大区别的书艺作品，其中很多都带有绘画的技法和元素。还有一些作品采用了色彩，突破了传统书法的纯黑白模式。

　　《中国现代书法首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很大，引发一场持续三十多年的“现代书法运动”，吸引了许多艺术家投身到与书法相关的艺术实验之中，涌现出风格各异的现代书法流派。如果我们以汉字书写作为划分标准，这些流派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别。一类主张“现代书法即反书法”，通过解构汉字或者错位汉字笔画，消除汉字的可识性，创作出非汉字书法。徐冰的《析世鉴—天书》和谷文达的“伪篆字”系列应该是此类别之中的代表作。另一类则继承传统书法的精髓，以汉字及书写为基础，融入现代艺术形式，开创具有当代特色的水墨视觉艺术。王冬龄的“乱书”就是第二类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创作。

　　在继承传统书法方面，王氏“乱书”承继了墨线的动势韵味、墨色的浓淡枯溶、以及构图的黑白搭配。但是狂草书写与笔画交叉，使得作品看上去似书非书，似画非画，亦书亦画。欣赏王冬龄的乱书，不能沿用传统书法的观念和标准。乱书的艺术魅力不仅限于对传统规则的叛逆，更在于突破书法与绘画之间的分界线。

　　有人将王氏“乱书”归类于抽象绘画，认为“乱书”类似于波洛克的滴彩画或者赛·汤布利的涂鸦式书写。其实，将王氏“乱书”与波洛克或赛·汤布利的作品相比较就会发现，“乱书”具有四个独有的特性：第一，运笔的功力;第二，水墨的韵律;第三，“造白”的空间;第四，可识(或部分可识)的汉字。这四个特性都来源于书法，因此王氏“乱书”仍应归类于书法。它是一种呈现绘画视觉效果的书法。

　　有学者认为，王冬龄的“乱书”将会继“篆、隶、草、楷、行”之后成为第六类书体。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仍需时间的检验。回顾几千年的书法史，任何一种书体都需要数代人的追随和推崇。然而，一旦王氏“乱书”站稳脚跟，成为第六种书体，这不仅是王冬龄本人的荣幸，也是同代收藏家的福分。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认，王氏“乱书”最终能否会成为第六种书体。但如下一点却可以做出预测。

　　清代书法家梁撰曾在《评述帖》中评论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可以推测，如果百年之后的学者沿用梁撰的方法评价我们这一代的书法趣味，他们肯定会说：那是一个尚图的时代。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刘钢<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