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朱青生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原创性”，目的是让人的个性更加独立，人性更加完整。这里，一个重要的榜样是毕加索。朱当年的大学同学王瑞芸大概强烈不同意这一看法，忍不住撰文反驳，在肯定朱的价值观之后，举了一个如何让中国乡村留守儿童通过质朴的艺术重建热爱自然的例子，说明艺术要“接地气”。这里，所谓“接地气”，是指一种亲切感，让艺术成为身边真实的存在，就像我们须叟不能离开的饭碗、茶杯和空气一样。王着重指出，在如何让艺术变得亲切这一点上，毕加索必须拿掉，因为他代表了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是过气的“现代艺术”，而不是让人亲切的“当代艺术”。当代艺术的代表，一是杜尚，一是博依于斯，一是安迪·沃霍尔。

　马塞尔·杜尚 《泉》

　　估且不讨论“现代”与“当代”之概念区分，在重建艺术亲切感方面，杜尚、博依于斯和安迪·沃霍尔这三人，既难以排列在同一战壕之中，更难以成为“接地气”的艺术代表。杜尚是个否定性的人，他之目的在于去除过往人们对于艺术的传统认知，通过极端手段，比如把小便池搬进展览厅，去告诫人们什么不是艺术。博依于斯是战后欧洲艺术的代表，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坚持一个人一生的艺术反抗，旨在表达经过可怕战争洗礼的一代德国人和欧洲人对于人性的深刻反思。安迪·沃霍尔却是典型的美国消费主义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和战后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世俗潮流密切相关，既是消解这一潮流的代表，更是这一潮流的艺术象征。他们三人，无论从艺术实践还是价值观看，都不可能成为中国乡村留守儿童重建热爱自然的艺术范本。对于那些可怜的孤独新生代来说，他们同样代表了高高在上的艺术精英，同样应该被拿掉。

《玛丽莲·梦露(丝网印刷)》 安迪·沃霍尔

　　这说明，如何才能使艺术“接地气”，这个“地气”究竟指什么，怎样去“接”才叫真正的“接”，被“接”者应该是什么人，从事艺术“接地气”的教育者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观念，显然不是一个仅凭艺术理论就能回答的问题。甚至，这根本就不是艺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王的亲切论述中，其混乱程度显然并不亚于朱的富于激情的演讲。

　　我完全赞成朱青生和王瑞芸的价值取向。艺术的确和提升人的完整性有关，艺术又必须具有亲切感。只是，现实总比研究艺术的专家的一厢情愿要复杂。“地气”是一定要“接”的，但什么叫“地气”，却不太容易说得清楚，而且，其结果也并不完全符合人们各自对于艺术的期望，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只能接受。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杨小彦<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