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技进步为背景的当下信息图像时代，西方“艺术终结”的文化思潮席卷而来。造型艺术往何处去?这是一个迫切的时代性课题。12月23日，由《美术》杂志社与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中国当代美术建设专题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30余位专家学者就全球化背景下造型艺术所受到的挑战与对策展开探讨，现场气氛堪称热烈。现摘选部分观点如下。

　　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正经历困境与焦虑

　　造型艺术是否在图像时代失去了进入当代艺术史的价值，即人们常言的“当代艺术”，而不是绘画和雕塑(仅指那些影像、装置、行为和观念等新媒体艺术)?造型艺术形象与电子机械图像是否存在本质差异，后者是否可以完全替代前者?电子机械图像因科技文明的进化而产生，而这种科技进化是否一定会取代手工技艺?即科技与艺术的联姻是否像西方艺术史学者想象的那样是艺术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进化是否必然导致艺术进化?

　　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正经历着一种艺术史的困境与焦虑。就绘画创作实践而言，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图像经验对于人们肉眼观看世界方式的改变是无形且巨大的。一方面，当代美术家越来越习惯于用拍照代替写生，用图像截像代替肉眼观察;另一方面，当代美术家已分辨不出图像形象与艺术造型形象的区别，逐渐远离人类造型艺术的规律与传统。种种当代艺术问题的复杂性，生成了明显的学术张力。这些都值得学者从学理上加以廓清和探讨，以此推动中国当代美术的健康发展。

　　——尚辉(《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博导)

　　媒介构建了一个“景观”化时代

　　我们处在一个有媒介构建的“景观”化的时代，虚拟的图像世界代替了现实。

　　艺术与媒介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当代艺术因现代媒介在拓展自己疆界的同时，也不断被由媒介制造的“景观”或者“图像”所挤压。所有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成了表征。流俗的市井图像遮蔽了现实的矛盾、困惑，削弱了艺术家追求人文价值的热情，软化了当代艺术应有的锋芒和精神力量。

　　众所周知，当代艺术的精神诉求不再局限于艺术形式内部展开以及对艺术语言的创新探索，而是强调介入生活，关注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除了抵御和批判反思，我认为艺术更应该是建构的力量，是人道情怀和诗性话语的建构。艺术创作应以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激情和美感，观照表现世界与人的精神生态。另外，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必须保持中国文化身份，在创作中寻找观念表达与美感表现的统一，以美感力量捍卫艺术的生存，建立自身的文化。

　　——黄宗贤(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博导)

　　观看现场对图像的逆袭

　　“论观看现场对图像的逆袭”，这个题目来源于刘商英和尹朝阳的两个展览案例。刘商英使用与现实隔绝的异域场景作为展览现场，而这同时也是一个绘画现场，这是以现场体验来带动绘画冲动，进而突破对视觉外观的迷恋，驱逐图像，将各种绘画形式在主体的直接干预下，与自然景观进行对话。尹朝阳现场绘画则具有将身与心分离的特征，在自然中写生时艺术家成为了信息的接收器，所以作为信息的承载者，现场作画也导致了图像的变异。

　　——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导)

　　电子图像被普遍使用，其视觉价值和及时性的写真特点冲击人们对图像的认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电子图像与绘画图像的界限，出现绘画创作中把电子图像的写真性等同于绘画写实性的现象，降低绘画图像的艺术价值，削弱绘画性特点;而西方艺术话语权有强势的一面，一些只适应西方社会而与我国文化价值趋同并不相符的艺术观念和形式也在影响着我国当代美术的发展。鉴于以上两方面，中国当代美术应该进一步彰显中国艺术精神和品格，在美术思想和实践中向中国艺术精神回归，重塑当代美术的本体价值和精神品格，以此应对图像时代电子图像对当代美术的影响。

　　——冯民生(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博导)

　　(文字由本报记者施晓琴整理)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