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个公园的地窖，15个人围坐在一起品着六种葡萄酒，安静地度过了两个小时，品尝者中有一半是新手。

　　苏州，一家城市画廊，200余人围绕25张不同类型的茶几，分别展示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茶艺。

　　品酒，或是品茶，这类具有社会阶层象征意义、彰显个人素养的品鉴活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都市。为什么一些人会热衷于这样的品尝活动?他们在追求什么?这背后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呢?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副教授张静红用了两年时间，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品酒、品茶活动进行了民族志调查，探讨了这类活动如何融入到个人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重建的话语中。近日，《消费文化杂志》(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在线发表张静红题为“仪式、话语和现实：当代中国的品酒与品茶”(Rituals, discourses, and realities: Serious wine and tea tas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学术文章。

　　张静红认为，尽管品鉴活动成功激发了个人的生活愿景，但是它们却未能使社会话语与社会现实相一致，因此，品酒和品茶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并不成功。人们的消费期望处于理想与实践、作秀与现实的悖论之中。

　　被仪式化的社交活动

　　张静红参加了上述在上海的品酒活动。在现场，她看到每位参与者面前摆放着六杯澳大利亚葡萄酒，三杯白葡萄酒和三杯红葡萄酒。它们按照特定的顺序摆放，也以固定顺序被一一品尝，从白葡萄酒开始，接着是红葡萄酒，风味逐渐从较轻变得愈加浓烈。

　　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指导参与者摇杯或者尝酒时发出微弱的声音，如何通过观察色泽来辨别葡萄酒的种类，如何描述每种葡萄酒的口味：蓝莓或覆盆子、矿物或胡椒、浓郁还是丝滑，并鼓励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自己的意见。

　　同时教授的还有葡萄酒和食物的正确搭配，包括中国美食与葡萄酒的食用组合。例如，不太油腻的烤鸭被认为是一种适合各种红酒的中国菜。

　　张静红观察到此类品酒活动的一个特殊之处，组织者通常会通过微信事先向参与者发送关于品酒礼仪的指示，尤其是着装要求，比如休闲着装，但禁止T恤和拖鞋;在更正式的活动中，男士需着西装和皮鞋，女士则需着正装和高跟鞋;甚至还有几次，微信公告建议女性参与者穿旗袍出席。

　　品茶活动也同样强调参与者的着装。张静红发现，品茶活动参与者身着改良中式服装，有些人戴着特殊的手镯、项链和饰物，一些女士甚至将头发编成古代风格的发髻。

　　张静红认为，这是强制身体形式化体验的另一种方式。

　　此外，无论是品酒，还是品茶，参与者都需要安静地品。

　　张静红在上述参加的品茶会上注意到，主办方要求参与者在第一个小时内不允许交谈。几名工作人员手握警示牌不断提醒参与者，上书二字：止语。

　　第一个小时结束后，参与者可以自由交谈，但如同品酒活动一样，他们也被严格地指示如何对茶进行品尝、嗅闻和触摸。

　　运用感官人类学，张静红分析发现她参与的品酒和品茶活动都使用一套形式化方法，调动起参与者的所有感官：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例如，参与者穿着特定服装正是形式化视觉景观最显著的一个方面。

　　参与者的感官都被标准化训练，他们学会了何时品尝、嗅闻或触摸，何时重复品尝，以及何时停止。

　　品鉴活动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焦虑

　　在上述品酒活动期间，主办方进行了一场演说，演说者分享了自己最近一次澳洲之旅，并用大量图片、地图和书籍以说明感受。当投放出一张蓝天下的绿色葡萄园的照片时，每个参与者都赞叹不已，并借此抱怨上海和附近沿海城市的空气状况。演说者则讲述了自己坐在酒庄里端着一杯葡萄酒欣赏自然景观，一切都多么令人愉悦。

　　十五名参与者中，除张静红外只有三人曾到访过澳大利亚。许多参与者对这次演讲印象深刻，表达了他们渴望在纯净的土地上生活的愿望。一位去过澳洲的参与者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经历说：“假期和朋友一起去葡萄酒厂，在花园旁宽敞的房间里和家人一起享用葡萄酒。”

　　张静红在考察时发现，很多参与品鉴活动的年轻人经济实力尚未达到中产水平。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特定的消费模式是由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所塑造的。但张静红认为，中国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剧烈转型，尚未形成明确的社会结构或条件来界定消费层级。因此，消费群体并不一定由阶层定义，而更多是由他们的不同兴趣、共同偏见和独特性情所决定。

　　尽管品茶和品酒不能严格地归类为中产阶层消费，它确实反映了理想化的中上阶层生活方式。中国出现的品茶会和品酒会，是基于一个想象中的中产阶层憧憬，这一憧憬超越了国家和时间的界限。

　　许多饮茶者告诉张静红，他们的理想是“像古人一样生活”。他们的偶像是文学和绘画作品中记载的古代文人，这些人远离庙堂，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大自然中与好友煮茶畅饮，丝竹乱耳。

　　一种是现代的、西方的，另一种是古代的、中国的，二者看似不同却殊途同归。他们有共同的愿景是创造一种私密、放松、简约、快乐的生活，以面对当前无休止的工作和中国过去百年中的贫穷、饥饿、动荡和纷争。

　　此外，仪式化的品鉴活动不仅反映了群体渴望，还折射出群体对社会现实焦虑。一个突出的焦虑源自中国市场上的假冒商品，茶叶和葡萄酒也无外乎其外。许多饮茶和饮酒人士表示，培养自己的鉴别技能比寄希望于政策系统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有效。品鉴仪式因此成为参与者学习有用技能以解决自身安全顾虑的最佳手段。

　　张静红熟悉的一位饮茶专家评论道，无论采用何种加工方法，“口中一尝，真假立辨”。例如，中国西南部生产的生普洱茶如果味道浑浊，则表明不是产于气候干燥的春季，而是产于潮湿的夏天。葡萄酒专家也表示，葡萄酒风味的各个方面都可以通过品尝来确定。例如，葡萄酒中的含盐量是由葡萄种植的矿物环境所决定的。茶和葡萄酒鉴赏家使用许多这样的指标来确定饮品相应的品性、产地和加工方法。

　　在这些品尝活动中发表演讲的专家不仅精于传授技巧，而且通过仪式的施行来塑造参与者对活动的体验感。参与者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将品尝仪式变成一种自我发展的实践过程，从而成为成熟的消费群体。这样一来，品酒技能的发展不仅是辨别产品质量的实用手段，也成为个人知识和社会能力的象征。

　　张静红认为，在中国语境下，这些品尝实践也意味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而很少关涉炫耀性消费，更多根植于个人理想生活方式下独立探索真实品味的渴望。

　　消费理想和实践的矛盾尚未解决

　　活动结束后，一些参与者向张静红表达了不满。例如，一名大学老师参加了一场规模二十多桌的茶艺活动，她说自己被三个小时种类繁复的活动搞的不知所措，整个活动“过于奢华，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消化”。

　　一位摄影师也表示，他觉得每个人都在借机炫耀——商家卖弄他们的商业模式，茶艺师展示他们的技能，参与者们炫耀他们的穿着。在他看来，许多人更在意品茶会上的商业促销和个人作秀机会，对茶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

　　有位曹先生对中国人的“崇洋媚外”颇多微词，他对澳大利亚品酒会上的葡萄酒感到不满。他认为老板并没有拿出优质的葡萄酒，而只是利用这个活动作为商业营销的噱头。

　　在上海一场德国葡萄酒品酒会上，张静红遇到了一位来自欧洲、经验丰富的葡萄酒爱好者，他认为，许多中国葡萄酒爱好者的问题是缺乏自信。据他介绍，中国消费者对西方饮酒文化有许多误解，把饮酒行为想象的过于正式和复杂。当被询问他喝酒的规则时，他说，“没有规则，就是喝一杯放松下!”

　　研究仪式的学者强调，仪式要想获得成功，应当明确界定仪式和日常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仪式的氛围方面，仪式应该是日常转变的通道，日本的茶道即是例证之一。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将仪式看作一种社交表演，他指出，如果表演或仪式有效且令人信服，仪式中的所有元素应当是一体的、无缝连接的，是融合的而非分割的。而仪式的失败往往是由于仪式所代表的意义与参与者的期望之间产生了冲突。

　　如此看来，品酒和品茶活动存在瑕疵的原因大体相似。

　　首先，尽管人们希望通过品尝仪式来享受理想化的西方或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但这些愿景被诸如食品安全等未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所困扰。

　　其次，仪式化品鉴活动声称的价值理念与行动实践之间也存在矛盾。例如，品酒活动旨在促进民主和轻松的氛围，但事实上，严肃的教学氛围和学习模仿使整个过程变得复杂和紧张。同理，在品茶活动中，仪式化的品尝旨在实现一种简单、宁静和隐遁的生活方式，但品尝活动展示的复杂、奢华的一面，却被参与者形容为“炫目”般的眼花缭乱。

　　最后，这些以特定方式进行的仪式化品尝活动，会在参与者家中或其他类似活动上一再上演。当重演作为公共事件发生时，通常不会通知原始事件的组织者或承认前者的知识产权。此外，许多仪式化的品茶尝活动已逐步成为长期的品茶教育计划，持续时间从一个月到一年以上不等。当仪式被反复操演，它们的神圣感就会逐渐减弱。

　　虽然品尝活动成功激发了个人的生活愿景，并对国家文化复兴表示支持，但它们也未能实现社会话语与社会现实相一致。因此，品酒和品茶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这样的共性体现了当代中国消费理想和消费实践之间的矛盾。不论是茶还是酒的消费，基本上都是由政策变化、社会话语、消费升级、商业促销以及不断变化的葡萄酒和茶所具有的多重文化意义所共同塑造的。

来源：凤凰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