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幼时即喜执笔涂鸦，这主要得益于父亲好友训叔之教导，训叔是老家镇中学的历史老师，兼教书法课程，因写得一手好字而闻名于十里乡村。逢年过节，训叔常在宗祠等地挥毫濡墨，作为“铁杆粉丝”的我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围绕在他左右。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产生了学习书法的最初热情，希望以后也能像训叔一样提笔挥毫且受乡邻称赞。

　　就这样，我开始了饱含激情的学书之路。记得开始习书时，乃是传统描红之类，对象是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和《颜家庙碑》。此后虽未能做到每日必书，然亦将书法作为课外之首要事项，美好的小学时光在书法的陪伴下匆匆而过。入初中后，虽科目繁多，空暇之余，亦坚持练习书法，除了学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诸家楷书外，也开始偶涉隶书，如《曹全碑》、《礼器碑》等。后来，为了考上书法名校临清市第二高级中学，训叔推荐我拜见了二中的书法老师高笑云先生。高师见我的书法习作后，劝我改学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且要求每日书二十张，此外，还要深入研习隶书《曹全碑》和《礼器碑》，也需每日二十张，且要求一个月后才能与他相见。当时刻苦习书场景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四尺三开的纸，每天写中楷、隶书近四百字，甚至常熬通宵。一个月后，再次拜见高师，他才笑言“差强人意”。顺利考上高中后，一次与高师聊天，才知其当时施压之“目的”所在：学习书法在掌握正确书写方法的基础上，只有靠量的积累才能有质的飞跃，古人所谓“笔成冢”“墨成池”亦是此理。在高师等指导下，高中时期我于书法五体、篆刻等皆有所涉猎。期间，又蒙高师推荐，曾至中国美术学院进修学习两年，直至08年考入百年侨校暨南大学，开启了艺术道路上的新征程!

　　暨大艺术学院美术系名师云集，用心育人且因材施教。如曹宝麟师作为中国书法领域的权威人物，在学问研究方面，其重视义理、考据、辞章之说，强调“例不十、法不立”之故训;在所教授书法技法方面，其所授楷行临创之秘诀，更是道破书法之精髓所在。方楚乔师所授山水花鸟，陈志平师所授文献学和书法史，蔡显良师所授书画鉴赏，谢光辉师所授篆刻及古文字学，朱圭铭师所授篆隶草书之临创等，也是各有所长，令人获益匪浅。在诸师教导之下，我陆续参加了一些书法比赛，表现不俗，且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2012年，我被保送至暨南大学文学院，师从陈志平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志平师常教导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且“读书、写字，二者不可偏废”，良言至今萦绕耳畔。文学院蒋述卓、刘绍瑾、苏桂宁等老师学识渊博，在教学新知时循循善诱，引人入胜。在诸师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自己学术研究的领域所在，即隋唐书法史论和文艺评论，且用力良多，并在部分权威杂志上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文章。

　　2014年我又有幸保送至暨南大学文学院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生，师从闫月珍和李凤亮两位导师。月珍师主要致力于海外华文诗学和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凤亮师则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的学术研究兴趣从书法史论和文艺批评又拓展到了更加开阔的领域，开始关注文学与书法、文化与书法以及书法艺术如何进一步产业化等相关问题，力争在跨学科、多角度的学术视野下重新审视书法艺术，挖掘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硕博及工作期间，除了教学管理和学术研究外，我仍坚持书法的临摹与创作。楷书方面我主要致力于二王、明清小楷为主，喜其自然、静谧和雅逸之态。行书方面主要是取法宋四家，其中以米芾、苏轼居多，而后上溯王献之、王羲之，取其行书内在的关联性和笔墨语言的丰富性。草书方面，主要以黄庭坚为主，通过学习黄庭坚而上追张芝、怀素，下学王铎、祝允明等，观诸家使转笔法，察空间体势之嬗变。同时，我亦注重篆隶书体的研习。篆书方面，从先秦石鼓文至清朝小篆皆有所涉猎，隶书方面则于《礼器碑》、《衡方碑》和《鲜于璜碑》用工较多。定知习诸体书应通晓其渊源与流变，在此基础上方可寻绎而有所得，如肆意为之恐徒劳无益。余学书多年，虽自认勤勉，却还未形成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常有同道出于关心“旁敲侧击”，但我认为所谓的个人面目绝不可急于求成。虽然个性化的书写是一种文化创新，但是如果刻意追求所谓的创新则有可能失于法度，反而弄巧成拙。更何况书法艺术创新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是博采诸家，是厚积薄发，这也是书法史上名家成长共同的“文化基因”。诸如集古出新的巨匠赵孟頫、米芾、王铎等，无不是穷尽毕生之力集古字，师承诸家，转益多师，而后创新，终为一代大家。此外，古人有言“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在书法的世界里，技巧的功夫固需反复研磨，书外的修养则更加重要。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书法的渊源与流变离不开其他相关的艺术门类，更离不开文史哲之根基、人文学识之积淀。琴棋书画等艺术门类的修炼，如果没有人文根基，则只是一个空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