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关良素以戏剧人物小品著称，从1940年代中国最早的戏剧人物画展之一，到齐白石、徐悲鸿、郭沫若等人的赞誉，再到近年来市场上的“大出风头”，关良给人的印象，是李苦禅所言的“得意忘形”，是郭沫若眼中“以西画单纯、明快、坚实、浓郁的技巧，来表达国画恬静、洒脱、淡雅、超逸的神韵”的民族画家，并“企图创造一种时代的、前进的，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新绘画”。

实际上，最能体现关良艺术精神的作品，除了戏剧人物，便是风景画。以1957年德国之行为界，关良的风景画创作或可分为两个时期。

传移模写：

关良的早期风景画

1917年，关良东渡日本，先入川端研究所师从藤岛武二，随即转入太平洋美术学校，师从中村不折。大正时代的日本，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自由气息，画展亦多。既有学校的写实主义教育，又有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等现代派的浸润，立足于学院培训的轮廓、构图、透视、明暗、块面、色调的基础训练，并从达·芬奇、克劳德·莫奈、爱德华·马奈、亨利·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在尝试野兽派大胆奔放的风格时，更为印象派的光影变化所吸引。

留日期间，自由创作并不多，或是静物写生，或是人物速写，多是对经典作品的“传移模写”。按关良自己的说法，是“拿来”的最初阶段，重在对艺术思潮的探析与自我创作的尝试。其与倪贻德的通信，充分阐明了这一时期的迷惘和彷徨，“在绘画上走来走去，总跳不出这个圈子”。也开始尝试以西洋的技法，创作出民族风格，“那微妙的调子，淡雅的色彩，那洒脱不羁的用笔，把东方风的题材，疏疏落落地毫不费力的表现出来。他似乎融合石涛、八大的作风在洋画的技法中了。”

关良的风景画创作，始于其归国后。《江岸》（1931年）、《桃花河畔》（1943年）及《大足石刻》等，在构图、色彩等都可见西方现代绘画及日本油画的影响。其中，《江岸》是关良早期风景画的代表，具有浓厚的写实主义风格，构图上有类似远景、中景、近景的设置，从和缓的远山到近处的帆船，本应是相当遥远的距离，却把巨大的空间、复杂的色彩关系和质量结构单纯化，使江岸的景色又非简单的再现。柯文辉认为：“画中红、白、灰、褐等色的穿插与1957-1963年间，包括访欧时的风景画息息相通，遗传基因显著。”奠定了关良风景画的基础。

德国之行：

关良风景画的转折

1957年，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关良与李可染作为文化部委派的代表团成员访问德国，并在柏林艺术科学院举办展览。其人物小品由伊姆茵采尔公司出版，编为《世界美术》丛书第692号。

德国之行，对于关良而言，不只是一次外事活动，也是一次深切感受波德平原风光，观摩欧洲名家作品的绝好契机。

负笈日本期间，虽接受了系统的美术教育，但临摹之作，多为复制品、印刷品。即便有幸一睹真迹，也只是雾里看画，对画家的创作背景只能人云亦云，或从枯涩的文字记载中略窥一二。关良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德国之行的喜悦：“我凝神瞭望金碧、翠色的田野，不禁心中荡漾起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里，田园式的宁静气氛，令人陶醉的清新空气和具有独特风韵的德意志农村田野，古朴庄穆的建筑物如司维令博物馆和司脱尔特大教堂等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激涌起了我们的创作热情。”同行的李可染也感慨：“如同从另一个星球来到这里，以陌生的眼光看一切，充满新鲜感觉”（《可染论写生》）。

除了可实地写生，踏着阿尔道夫·门采尔、阿尔布雷特·丢勒、彼得·保罗·鲁本斯等画家的足迹，找寻创作的灵感，还在德累斯顿、柏林等地的博物馆，近距离观摩更多大师的作品。而全程与李可染同行，谈画写生，互相切磋，两位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画家，又都曾尝试以西画之技法，阐发中国传统题材，并联合举办展览，共同成就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演进。

留德期间，关良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史塔尔桑教堂》《易北河畔》《湖边》《柏林博物馆》及多幅《德国风景》等。相比于早期的风景画创作，其在构图、色彩、明暗等方面的处理，开始呈现出独特的个人特色。如《湖边》，表现出鲜明的印象主义观察方式和表现技巧，注重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握环境的整体性及典型性。以大笔平涂，以简单的线条来突出体面的转折，光线在树叶、湖水与路面的反光显得耀目，而阴影中的城堡则更显庄重与神秘。《史塔尔桑教堂》以黄金比例构图，教堂主楼安置在画宽0.618的位置，稳定而灵活，色彩采用甜美的橘红、石榴红，而非真实的枣红、砖红色，或许是天空留白过宽，而将签名题在画面左上角，既遵从中国古代书画的习惯，又平衡了画面的轻重。

《柏林博物馆》似乎是选取了博物馆对面的一个视点，着重突出中景，建筑群错落相交于画面中央，红色塔尖伫立天地，以深浅相辅的灰冷色调表现寒意，以浅黄的微暖色描绘楼墙和沿岸街道，冷暖、明暗皆各有致，近处颜色平涂，建筑、树木、船帆等展现出一种微妙的朦胧感，与中国文人画的淡远宁静略感一致。

关良的德国写生，重归写生的本质，并不刻意强调传统的写意笔法，或是对中西融合的艺术阐释，而是率真地再现所见，也不吝展现自我心情和情绪的起伏，因地制宜，选取写实主义、印象派或其他流派的艺术语言，或追随先贤的足迹，另绘一幅“古意画”，是别样的凭吊，推陈出新。

归国后，关良继续风景画创作，从《新安水电站》《牧牛》到20世纪60年代以上海为主题的作品，如《上海港》《苏州河》等，皆与德国写生一脉相承。1980年，耄耋之年的关良，根据抗战时期的写生稿，重绘了《石门》，成为其晚年最具代表性的风景画。山峰以彩色勾线，以霁青、赭石、柠檬黄、橘红等色平涂，橙红的天空，斑斓的水波，构图则兼具中国与西画特色，既寓“山红涧碧纷烂漫”之情调，又有“飞湍瀑流争喧豗”的声势。2011年，以2300万落槌，创关良风景画拍卖的纪录。

德国之行，通过亲身体味中欧风土人情，观赏大师原作，对从伦勃朗到印象派的“明暗法”“外光法”重加审视，将光线的“意像生动感”“强烈跃动力”及色彩的多元配置融入实地写生，并在异国他乡，将传统中国水墨画展现给西方观众，又将其精髓，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化为个人的艺术语言，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在粗放与细腻、拙朴与精微、率性与节制等美学概念中获得了一种富于张力的平衡，并成就了关良风景画以“西画作躯壳，国画作灵魂”，得“意”忘“形”的艺术品格。

作者：温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