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赐笔下的苏州园林

江南作为宋明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其家族组织也颇具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家族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建设，从而形成世代绵延的文化世族，成为江南家族群体中特殊的亚群体。所谓文化世族，其自然属性指家族人口繁衍的规模与世系，社会属性则是家族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就与乡里声望。

世系与乡望：文化世族的两条标准

从自然属性来看，宗族或家族的本义就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形成的族人聚居群体。这种血缘群体，就是传统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宗族绵延的世系长短和人口繁衍的规模成为判断望族的基本条件。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统计了91个嘉兴望族，平均每个家族的血系绵延达8.3世，约二百一二十年。苏州地区的洞泾吴氏绵延17世，皋庑吴氏18世，吴中贝氏15世，唯亭顾氏16世，大阜潘氏11世，平均绵延15.4世。当然这些家族只是苏州著名的文化世族，因而其世系绵延平均值尚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总体而言，根深方能叶茂，文化世族首先必须具有相当之历史与规模，这样才能累积起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社会属性而言，文化世族自然是以文化为显著标志，而不是以官爵与财富为表征，文化世族本身的含义就是以文化世其家，其着眼点在于家族的文化特质，并能世代传承保持下去。正如陈寅恪论及中古士族时所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9页）宋明以来，虽然传统的门阀士族已经消亡，但科举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大儒仍然积极倡导家族的建设，并赋予家族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明清之际太仓吴伟业认为：“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礼焉，四方于此问俗焉。”（吴伟业《梅村文集》卷7）明代苏州著名的文徵明家族，“累叶风流儒雅，为士林所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王鏊家族不仅如诗人沈德潜所说，以“能文世其家”，而且“以忠厚相承”，积善乡里，被世人称为“忠厚王家”。清代苏州彭氏家族“子弟恪守庭训，不逾规矩”，理学家江藩认为，“江南世禄之家”，“当以彭氏为矜式”(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大阜潘氏也是科举与业贾并重，文化与施善齐名，成为地方士绅之表率。

总而言之，对科举时代文化世族的甄别，主要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特性，即以儒学传承与文化积累为标准。文化世族并非狭隘地限定在科第奕世、艺文卓著的家族，只要家风儒素、尚文重教、积善乡里、德孚一方，而且世系绵延久远，都可以列为文化世族，包括一心向学的儒商世家或儒医世家。真正的文化世族是有着社会责任担当的，而不是单纯专注于一家一姓的繁衍与壮大。

“庚申之难”迫使大量江南士绅逃至租界

近代苏州文化世族与上海的密切接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特别是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苏常，迫使大量的江南士绅富商逃亡至上海租界，史称“庚申之难”。这场战乱给苏州世家大族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客观上也给上海带了意外的财富，促进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海上文人姚公鹤认为，这场战乱对上海繁荣的作用超过了上海开埠之后西洋商人的影响，是“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姚公鹤《上海闲话》）。

苏州大族绅商虽然托庇于上海租界，获得安身之地，但深受儒家“华夷之辨”观念浸透的文人儒生，在文化观念上并不能接受“夷场”（租界）的生活方式。来自于苏州乡村的儒生王韬当时已经在上海租界谋生十多年，但对于西方文化仍是不遗余力地批判，认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易势，刚柔异性，溃彝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相比之下，苏州文化世族中的少数有识之士，在租界与西人接触之后，眼界大开，对于中西文明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如苏州大绅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超前的远见卓识，在冯桂芬生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认可，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光绪帝才谕令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刊印一千册，颁发给朝野要员。所以《湘学报》说它“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

颜文樑笔下的上海豫园

与冯桂芬同时避居沪上的苏州世族潘氏，不仅与冯桂芬一起策划了中西会防、江南减赋等重大事件，同时也在与西人、西学的接触过程中，得历史之先声，敏锐地把握了历史的脉动。潘氏长房的潘霨（1816-1894，号伟如），在咸丰同治年间，先后多次参与与英法美俄日等国家的交涉谈判，眼界与见识都获得极大提升。光绪三年他拜访学贯中西的曾纪泽，得知曾氏已经“习外洋文字五年矣”。曾纪泽劝他说：“《英华萃林韵府》一书不可不令子弟早肄，他日备朝廷之使。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未可与拘墟者同年语也！”曾纪泽这番推心置腹的告诫深深地触动了潘霨。光绪九年潘霨任江西巡抚时，还曾试图邀请刚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洋务导师王韬主持幕务。可见他对西学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国内一般的官僚，当满朝大臣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科举制度存废问题时，潘霨已经在悄然调整其教育方向。后来，他的儿子潘志俊先后担任出使大臣随员、北洋随办洋务、署直隶交涉使，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其孙潘承福，成为最早留学欧洲学习工商业的苏州人之一。由于潘氏祖先的远见，他们都成为得风气之先者，较早地完成了教育方向的转向。

作者 徐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