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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冬华有着坚强毅力和艺术激情,这使她在艺术上不满于现状,喜欢创新求异,知难而上,在题材和技巧上直闯禁区,敢于涉足让人望而生畏的领域,选择一条叛逆的道路。当下她主攻目标之一就是现代都市题材,以城市建筑为主体,直接挑战对线条笔墨的传统认知。该课题的意义就是,在这里聚焦了现代中国画面临的诸多核心问题。
大约十年前,深圳曾举办过城市山水画展览和学术研讨,这一命题迫使一向注重笔墨趣味,以乡野山林为题材的传统中国山水画,转向建筑林立的大都市,更确切地说,所谓城市山水不如称之为都市风景。都市风景画完全不同于传统山水画,题材是现代都市,其主要特色是马路街道和建筑大楼,有以建筑为主题的城市天际线,有高低不同的多种视角,更具有一种设计的秩序感。不同时期的建筑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积淀,例如,老式民居的家族温馨,古典建筑的沉稳厚重,现代建筑的宽敞透明。而现代建筑以其空间的想象和创意取代了以往对风格立面的关注,其框架玻璃结构,镜子般的反射,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夜幕下的城市景观更别具一格,灯光夜色和朦胧的建筑体块和轮廓,饶有情趣,看来更适合水墨的发挥。可惜,毛冬华没有顺势而上,选择夜景题材,相反,她放弃一般的光色表现,而倾向更具挑战性的课题——通过不同时代的代表性建筑,表现上海历史文脉的积淀。
如果要对到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文化,通常可以突出以下三个时段:清代后期,民国时期,和新时期。这三各时期作为地方标志,分别是城隍庙,外滩和陆家嘴。毛冬华试图以各时期的建筑,特别是素有远东万国建筑博物馆之誉的外滩建筑作为主体,以视觉心理的方式,传达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
但是,用传统国画语言描绘现代建筑是个很大的难题。现代建筑结构所具有的构筑性,那过于严谨的几何线条,非常不适合笔墨的发挥。直线是现代建筑的基本语言,文艺复兴时代,建筑师布鲁内列斯奇按线透视作的建筑空间图,在二维平面上展现三维视觉效果,开创了一套描绘建筑的语言。因此,西洋的透视画,特别是古典绘画,是描绘现代建筑最适合的形式。直线和透视是现代建筑的基本语汇,但对传统中国画和中国趣味而言,却是一大忌讳,显得格格不入。中国古代界画虽以建筑为题材,正因为过于严谨和讲究法则,难免显得拘谨僵化,作为艺术绘画多受诟病。原因是,笔直的建筑线条、严谨的透视法则,使追求趣味和变化的笔墨难以施展,唯有结构比较松散的民房才给笔墨提供了机会。因此,西洋画出身的吴冠中,喜欢以歪歪斜斜的农舍为题材,称之为形式美。建筑透视是西画的强项,乾隆末年,马喀尔尼使团的画家亚历山大,和后来英国媒体画家阿罗姆,他们都以画中国风土人情见称。他们笔下的中国建筑特,甚至结构不太严谨的民居,也变得得坚挺稳重,特别具有结构感和透视感。
面对体量厚重、结构严谨的高楼大厦,灵动多变的笔致和墨法显然并不适合,因此擅长水墨的国画家往往理智地回避这个题材。毛冬华去触碰这个题材肯定是承受不小压力的。首先必须牺牲传统的笔墨趣味,至少要找到合适的语言,做出调整,取而代之,创造新的趣味。我们还记得,潘天寿、程十发都把线条笔墨视为国画的生命,前者是传统中国画的权威和捍卫者,后者是毛冬华父亲毛国伦的老师,也是海派中坚人物。提出与圣者的教诲商榷,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实力。既要挑战传统,又不想跨越国画的边界和底线,毛冬华就得琢磨出一套适合现代建筑的笔法。当呼出笔墨当随时代的口号时,画家就要扛起担当的使命。她收敛了习惯的笔墨表达,削弱建筑的透视效果,返回平面性处理,既做到见笔见墨,而非古典绘画那种见物不见笔,又不能让笔墨喧宾夺主,演化成抽象表达。她的《多云转晴》和《外滩一号》最能说明他的探索。
在此,我们需要思考一系列的问题。现代性是否必然要取代传统笔墨意趣?如果是,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这样的话,笔墨跟国画还有什么关系?国画是否还有发展的优势?或者换一种思路提问,现代性和笔墨二者可否兼容共处?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很具挑战性,也挑战了传统画种分类的惯性思维,反思是否需要打破这一壁垒。中国画是否能因此发生质变而浴火重生?在这里交织着二十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的诸多问题。毛冬华的选择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审时度势,经过一番权衡和推敲的。
这次展览的作品,是画家经过多年摸索、实验之后,突破笔墨局限,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状态。较之先前的实践,这次展出的作品笔墨显得更到位。虽然画面多呈现较大限度的平面化,削减了线透视的印象,放弃运用笔直的线条,但建筑的构筑感没有被削弱,维系的手段是根据结构的淡墨渲染、层层叠加,通过斑斑驳驳的笔致墨迹,这种碎片的堆砌,体现出一种时间的积淀,创造了历史的沧桑感。尚辉先生的文章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好的表述。从笔墨上看,如果说从前的画还略显生涩,那么现在已变得相当浑厚,足已展示建筑的结构、体量。黑白处理与现实拉开距离,强化了历史感。《多云转晴》中现代建筑的玻璃反光和被影射的国际饭店,接合着两个不同时代,体现了上海文化历史文脉的承传,真是绝妙的构思。
毛冬华的新国画,无论题材还是处理方法都与传统拉开了距离。她的探索汇聚了近现代文化艺术界关注的诸多问题,是对中国画的笔墨优势是否必然消退、是否不再是中国画的根本做出的回应;还有,它让我们进而反思传统绘画分类法的壁垒是否已成为艺术发展的障碍和累赘。她的创作是近现代中国文化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争在新时期的表现,值得我们做深层次的关注。
作者:潘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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