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面的文字《袁运甫的色彩精神——生活就是艺术》是我在“光华：袁运甫艺术之美”展中所写的导读短文。其中提到了“装饰主义”的概念。在中国现代绘画实践中，对于“装饰”一词的解释甚多样，以至于经常被人误解。似乎“装饰”的指向是对事物表面的矫饰，甚而形式上的美化。特别是在79年吴冠中先生“形式美”问题提出以后，随着主流艺术反“泛政治化”情绪使然，更使人们以为“装饰”的精神就是重外在的美感而轻内在的历史逻辑。如若以此解析下去，“装饰”便失去了它形而上的要义，“装饰”的生命力岌岌可危。但当我们回到真实的绘画中来，当年一大批艺术家学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甘做边缘的艺术家，创作出一大批超绝尘路，另辟蹊径的绘画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逆袭的壮举。他们举着“装饰”的旗帜，一说是为规避自己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二也是真情地臣服于“装饰”口号的魅力，苦心孤诣，勤耕不缀，竟用了两代人的努力，为“装饰”的意义做了独具历史价值的实践和注脚。今天，我们对着这一浩瀚的成果感慨万千，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弥补了我们现代美术史前四十年（1949—1989）的审美空缺。其实它的意义可能还不止于此！“装饰主义”是中国人在悠长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产物，它被视为一个认识论，在历史中形成了它自身的逻辑和程式。这一美妙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文明的大变革中衰落了。直至政治革命的浪潮席卷所有的角落，使得一些艺术家们不得不苦思冥想，借助历史的经验去寻得一个良方，来挽救自己的纯艺术理想。遂在客观上形成了所谓“装饰”一派。在这一条路上，自在走过来的，正是张光宇、张仃、庞薰琹、卫天霖、祝大年、吴冠中和父亲袁运甫等一大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辈，也就是我在2014年提出的“清华美术学群”。

　　从提出“清华美术学群”至探讨“装饰主义”的精神，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时过境迁，一切留在老一代艺术家身上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都随着这些大师的远行而淡去，但他们的艺术却愈发鲜活地在我们眼前闪耀，让我们不得不去正视……

　　袁运甫的色彩精神——生活就是艺术

　　袁运甫先生是个天然的画家。在六十多年的绘画历程中，他把艺术和生活真正融为一体。在对待绘画的方式上，他不愿意去重复历史上的经典，他喜欢在现实中发现历史上不曾触摸过的美感。袁先生的做法是将绘画艺术作为一个生活方式，他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真情面对那些历史上出现过或未曾出现过的主题、构图和场景，并以充分的自信和激情来面向世界。他赞美阳光，作品中既有宏大壮阔的场景描绘，又有对生活细节的精美刻画。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袁先生艺术生活的清晰轨迹，在农村，在城市，在海岛，在乡镇，在工厂，在景区，在家乡，在室内外，在历史遗迹中等等，其作品涉猎的题材之多，视野之广，已超出了以往对一个画家的常规要求。这其中尤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袁先生对工业和都市文明的描绘，体现了前现代社会对于现代机器和城市文明的崇尚与向往。袁先生在本质上是一个极具现代意识的画家，他不满足于印象主义的色彩成果，他要跨越书写客观世界表象美感的成果，辅以强调表达主观意志的艺术理念与精神，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装饰主义”的介入。“装饰”一词是中国近代学人对于特定绘画范畴的一个界定。“装饰”并不指向某个画派，更不该以其词字的表面意思示人，它应是泛指一个创作方式。“装饰主义”是一种中国化的创作密码，它呈现为对客观事物的超越并在历史中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关于美的程式。这正如京剧中的唱腔，诗词中的格律。袁运甫先生熟知这一创作密码，他与他的老师张光宇、张仃、庞薰琹、祝大年等同道运用这一法则持续探索，将“装饰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发扬光大，亦印证了“装饰主义”赋予中国现代艺术的积极意义和无穷魅力！

作者：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