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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春中帖》，纸本，行书，纵28.2厘米，横43.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帖是苏轼写给范纯粹（德孺）的信札。笔法自然流畅，寓巧于拙，仪态淳古，有浑厚凝重之韵致。虽有缺字、残损，仍不失为苏轼中年时期的上乘之作。
宋代浓厚的“重文”背景，使士人受到了耳濡目染的影响，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士人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尤其表现为诗词、艺术、文学等。
苏轼追求的是“无法之法”，追求自然的美学趣味，必然导致与“法”的对立。他的“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跋鲁直书》）的论断可以体现出他对法度辨证的认识。法度是形式，旨趣才是文人书家的追求。虽然书法离不开法度，但法度过严势必导致人工气过重而有损于旨趣的渲泄。唐代法度日趋严谨，这样容易压抑感性思维，阻碍其“意"的表达，作品的匠气便会压过意趣，使情趣难以发挥。
苏轼又提出“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此论断与“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看似相违，实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所以，苏轼的尺牍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心寄兴，随意生发，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是为我所用之法。学法又要不受法之束缚，审美中，意是第一位的，“法”要退居其次，达到形似仅仅是一种基本功，符合法度并不是最高标准，而重意和神韵才是目的。
注：依古轩画廊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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