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三百余年，风俗画的创作之盛堪称画史之最，其画面情境的创建基本受到了三种主导性审美因素的影响，即院体画风、文人意趣、市民喜好。此三者之间不仅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审美导向，且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影响。本文侧重从市民喜好的角度讲述宋代风俗画的创作规律。

两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实际已具备近代商业的雏形，市民也在很大程度上体会到商品经济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宋代较为频繁与发达的商业活动无疑对宋代普通市民的文艺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宋代风俗画的鼎盛与经济飞速发展不无关系。

从五代、宋初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绘画市场的繁荣使很大一部分画家将视线转向满足市民需求。从整体上来看，与市民阶层日常生活贴近、形象质朴生动、具有浓郁生活气息、设色艳丽、富有装饰意趣的作品颇受市民欢迎，如婴戏货郎、市井风情、仕女美人、田家风物等题材，其中尤以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风俗画更受市民喜爱。

从绘画的样式来分析，相比皇家院体与文人情趣，宋代市民喜好的风俗画在题材与形式上更为自由多样。这些作品大多以小品形式呈现，画幅通常不大，少见构图与内容极繁复者，更少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秋庭婴戏图》之类巨制。人物造型追求稚趣性与生活化，质朴纯真，甚或憨态可掬，代表性作品有李唐的《村医图》、李嵩的《龙骨车图》、刘履中的《田畯醉归图》等。就这些作品来说，它们的画面贴近生活，同时喜庆欢快、叙事性强、色彩明艳，所涉题材有市井、村田、耕织、牧放、曲艺等，五花八门。

南宋 苏汉臣 《秋庭婴戏图》25cm×25cm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综合来看，市民喜好的宋代风俗画，其情境旨趣是在追求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基础上，明显偏重于俗。但整体看并非“低俗”“恶俗”，而是“通俗”“世俗”。

市民阶层对绘画的喜好，无形中助推了画家队伍的壮大。南宋邓椿在《画继》中用“车载斗量”一词形容当时民间画工数目之巨。由于民间画工的社会地位与创作身份较低，多数画家未能留下名字。北宋尚有“京师杜孩儿”，因擅绘“婴戏图”著称，但人们也只知其姓杜，不知其全名。这位“京师杜孩儿”在当时名声极大，其画“画院众工必专求之，以应宫禁之需”。另尚有刘宗道和南宋画工李东曾于临安御街前售卖《尝酸图》。

两宋院画家多为社会招募，尽管许多民间画工通过层层筛选进入画院，其间也有一些诗文辞章的考测，但这些院画家原本的工匠身份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他们长期扎根民间而形成的审美可谓根深蒂固，这在南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世代供奉御前的院画家，由于对民间生活的接触远没有民间画工频繁、细致，且“凡作一画”又要“必先呈稿”，因此也多会购买一些民间画工的作品，以作参考甚至仿效。这就形成了院画家与民间画工在创作上多有互动的状况，其结果就是两宋尤其南宋院画家所绘风俗画带有明显的市民审美情趣，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唐的《村医图》、李嵩的《货郎图》《龙骨车图》以及南宋时期大量的“牧牛图”等。

南宋 李嵩《货郎图》25.5cm×70.4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受市民喜好的风俗画的创作主体并非只有民间画工，许多曾在民间生活多年后进入画院的院画家的创作风格亦多受市民喜好。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即使是对同一题材的表现，民间画工与院画家彼此在情境处理上又有差异。整体来看，在绘制风俗画时，民间画工则以市井销售为目的，更倾向于揣摩市民喜好，因此作品更加亲切感人、生动质朴，具有明显的民间性、写实性、生活化、情趣化等特点。

南宋 苏汉臣 《货郎图》 104.5cm×191.8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题材类型看，商业贸易、戏曲杂剧、市民生活、娱乐竞渡、时令风俗类作品多属市井范畴，极受市民喜爱。在宋代市民日常生活中，曲艺杂剧表演应为重要的娱乐休闲形式，故而商业性与文艺性并重的戏曲杂剧类两宋风俗画是市井题材的重要代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记叙东京汴梁繁华胜迹的一部著作，其中就记载了北宋末年各种在瓦市中深受市民喜爱的戏剧曲艺表演，如小唱、影戏、叫果子、杂剧、诸宫调、舞旋等，以及从事曲艺表演之人，如歌伎、舞伎、乡村艺人、宫廷乐工等。这些表演形式实际已成为商业性艺术活动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宋代社会的商品化，使曲艺杂剧有了生长的土壤，在宋代风俗画中我们常见的街市、酒肆、瓦子、茶馆等处都有曲艺杂剧这种“低吟浅唱”式的表演艺术。这些与市民生活联系紧密的日常活动常被表现在风俗画中，代表性作品有传为苏汉臣所作的《杂剧戏孩图》，另外百科全书式的《清明上河图》中对相关活动亦多有表现。

除市井题材外，田家风物题材也深受市民欢迎，如《宣和画谱》卷三载：“盖田父村家，或依山林，或处平陆，丰年乐岁，与牛羊鸡犬，熙熙然。至于追逐婚姻，鼓舞社下，率有古风，而多见其真，非深得其情，无由命意，然击壤鼓腹，可写太平之像，古人谓礼失而求诸野。”此类创作者多对田园风情、城市生活、市井百态、平民日常有着深入观察与体味，情境创建亲切生动、淳朴真挚，具有浓郁的生活趣味与诗意美感。其作者要么是民间画工，要么是在民间生活多年、与普通百姓有过长期接触后成为院画家者。

这种情形在南宋尤其常见，如李唐，虽身为院画家，却能在《村医图》中将民间艾灸治疗的声嘶力竭与痛苦不堪表现得颇为生动、真挚，且对画中人物动作表情、服饰衣着、空间场景的刻画也十分细致可信。若没有对现实生活细致、深入、长期的观察，显然是难以做到的。这应与李唐48岁才进入画院，且在两宋间颠沛流离多年的民间生活密切相关。诚然，这种对乡村生活真实生动的描写除能满足皇家的好奇心外，也更符合市民喜好。由此，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南宋画院中的世俗性远胜北宋。

随着宋代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普遍受到市民阶层的喜爱。因受文化欣赏水平及购买能力的限制，风俗画以其雅俗共赏、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特点，以及欢快喜悦的气氛而深受普通大众的喜爱。风俗画作品的画面形制、造型、设色、内容等多带有质朴纯真、欢快热烈、亲切生动、避雅尚俗的特征。风俗画的创作主体亦不限于民间画工，流落民间多年后进入宫廷的院画家所绘风俗画中也同样传递出一种亲切、生动、热烈、淳朴的画面气息，深受市民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