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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演了一场“大歌舞”。如果说跟北京那场开幕式的大歌舞相比，虽说各自都是显摆各自的历史辉煌，但是“范儿”不一样。
　　伦敦演的是田园小岛闹起工业革命，从农林牧副渔变成大烟囱林立，浓烟烈火中锻造出钢铁五环。这工业革命是英国人给世界的大贡献之一，自然也是英国人的骄傲之一。
　　但虽然是骄傲，却与我们中国人说四大发明的骄傲不尽相同。大歌舞里的烟囱林立，锻工的铁锤和工作服饰，都有些可笑、笨拙。歌舞有几分滑稽几分自嘲，而并非一味的自豪。这几分自嘲几分滑稽就有了一种“范儿”，一种智力上优越的“范儿”，一种“发达”国家的“范儿”，一种“后”工业时代的“范儿”。
　　北京的大歌舞是另外一种“范儿”，拉开架势、威风八面、辉煌千古。伦敦仿佛是些“过来人”，正在说从前“那点儿事”，而且大体上“都付笑谈中”。北京却仿佛还正在“当事人”的位置上，挺胸收腹，别让人小看了咱。
　　看人家伦敦的大歌舞，像是瞥了一眼旁边的镜子，不经意中看见了自己。
　　想到在国外的时候偶然见到北韩的代表团，都穿一水笔挺西装，那种“范儿”。但是，能说叫他们“放松”就立马放松下来吗？这个“范儿”恰恰是学不来的，也恰恰是学不得的。就算是学过来，也未必合于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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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有篇散文叫《北京的秋天》，盛赞北京秋天的美丽，蓝天、红墙、金黄的瓦顶、五彩的菊花，其中还有一句，说远处工厂的大烟囱冒出的浓烟，“像是一朵朵墨画的大牡丹。”
　　这种描写、这种欣赏，今天回想恍如隔世了吧？那是五十年代末的课本了。当时读了非但不惊讶，还会称赞是好比喻。因为当时的多数人、绝大多数人都在做着“工业化”的梦。工业强国是美的，墨画的大牡丹！直到很近很近的当代，“四化”理想还是工业化的变体。八九十年代直接描写“四化”的绘画，还是交错的管道、化工的高塔，那些主要的污染源正是当时的理想美的载体本身。恍如隔世，但也近在眼前。
　　有人是先知，从来就憎恨大烟囱。我想象不出来他从来就恨的姿态是怎么一个“范儿”？但是，伦敦大歌舞对那大烟囱的态度，却是有个让人信服的“范儿”，对旧工业的热情和反省都含在里面，所以让人信服，是智力上的优越，但不是先知。扮作先知的“范儿”，并不怎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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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范儿”是一种自然流露，做作不出来，是人的好品质的一种自然流露，像平常说的一个人的“做派”、“风度”、“风采”之类的意思。它跟学问的关系不大，跟知识新、旧、对、错都关系不大。不在于干的什么事，而在于怎么干；不在于说的什么，更在于怎么说的。
　　北京开幕式上的大歌舞有自己的“范儿”，气壮山河、风流千古，古国新生的“范儿”。跟伦敦一比，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各有其动人之处。差距就是差距，本来就不同，怎么能故意去假装别人的幽默嘲讽呢？一个“轩轩然如朝霞举”的小伙子，正要宣示自己的雄心和魄力，怎么能套上老于世故的“范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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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中国字分各种“体”，同一个字不同的“体”，写法不同。既有方法的区别，也是作者的个人风度的区别，一种态度上的区别，也可以叫做“范儿”不一样。
　　绘画也分风格，分不同的门派。
　　油画传进中国，也传来了“洋范儿”。尤其是苏派的“范儿”，其势力影响特别大。俄国人有俄国人的做派，比方喝酒吧，每一次干杯，提议干杯的人都要讲一段。哪怕是几个朋友小聚也是如此，比较隆重，比较正经，务必讲出“为了什么”要干这一杯。然后大家一致赞同，一致举杯，一致喝下去。
　　如果说绘画要讲究“观念”的话，那么俄国人的绘画是很观念，理性因素很重的，有说这属于北欧学派的理性传统。如何下笔作画是有道理可循的，小道理是从属于大道理的，道理是可以说清楚的。俄国人有股执着的狠劲儿，喝酒的祝辞很认真，喝也喝的不含糊，然后一起唱歌，泪水顺着胡子往下流。其实中国的“苏派”们本身，还是中国人，喝酒就喝酒，并不怎么追究“为了什么”要干这一杯。端起杯来总想自己少喝一点，骗别人多喝，出丑。唱歌必须推辞九遍以免让人笑话。但是，画如其人，人生的做派和画面上的“范儿”总是一致的，不好作假。苏派并不是俄国人。
　　回想20世纪咱们的“土油画”，不够“洋”，不够“科学”，但是很有些动人。

戴士和 2001年8月

作者：戴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