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元旦一大早，我随苏州的一些画家，乘车赴杭州参观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文联、浙江省文化厅和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该展览取名为“意之大者”，旨在“回眸世纪发展之路，标新国画艺术话语，重建当代文化联系，再造东方艺术高峰”，是一个层次很高、筛选极严的画坛展事。我作为一个不通笔墨、不谙画理的科技工作者，之所以赶在此展开幕的第一天去参观，是因为我们苏州市的画家刘振夏作为江苏省唯一入选的艺术家，有十几幅新作参展。这是他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渔婆》等画作一炮打响、声名鹊起之后，隐匿沉寂近三十年，第一次以如此规模的画作集中亮相，且画展尚未开幕，就引起了画界高层的极大关注，好评如潮，再度一鸣惊人，震动画坛。这引起了作为与之从相识、相交到相知近二十年的同志和朋友的我的极大好奇，想一探究竟，揭开我郁积心头多年的谜团。

　　看了刘振夏《远去渔歌》、《古风传奇》、《西北风情》和《难忘印度》四个系列的十二幅画作，作为普通观众，我不仅被深深吸引和感动，还在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共鸣。人们不禁要问：刘振夏的成功之道究竟是什么?我很赞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院长、当今人物画大家方增先教授给予的断语：“寂寞修正果。”那么，“大隐隐于市”、耐得住寂寞的刘振夏这三十年到底在修炼些什么?看了画展，再加上我平时对他的了解，我以为他这三十年走了一条自觉与自信的坚守之路，继承与创新的探索之路，高雅与通俗的融汇之路。

　　首先是自觉与自信的坚守。刘振夏面壁这三十年，正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三十年，也是物欲横流、到处充满诱惑的三十年。有多少画家因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耐不住寂寞而沦为发家致富的画匠，刘振夏却坚持“三不”主张：不卖画，不展出，不搞应酬画和人情画。有人劝导他不听，有人疑惑他不睬，有人误解他也不争辩，一门心思在思考、在琢磨、在探索。他之所以能如此执著坚守，具有如此不同凡响的定力，一是源自他作为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艺术家的自觉担当。他曾多次向我谈起，中国画特别是中国人物画，要想在世界上站住脚，自立于民族之林，就必须坚持不懈探索创新，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来。二是源自他对自己能力和实现理想的自信。他说，中国人物画的探索很难，人物画没有艺术的顶峰，却有时代的高度。只要我能坚持，用毕生的精力去追求，我相信自己有可能达到这个时代的高度。由于他这份自觉与自信，因此，这三十年虽有无数次的“山重水复”、不知所终的苦恼、迷茫和彷徨，但他不为所动，终究迎来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欣慰、喜悦和赞誉。从“首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29位画家展出的平台中，我们可以深信方增先教授的评价是准确的：“刘振夏正是在这种不停步的奋进中走上艺术的高度，而且是他自己独有的高度。”

　　第二是继承与创新的探索。中国画的传统，讲究“神形兼备”“畅神达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主张“以少胜多”“以小见大”。刘振夏不仅继承了这些传统，而且革故鼎新，借古开今，发扬光大。他不拘泥于传统，不因袭旧法，不全盘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注进自己的创造，使他的水墨人物画既有纯正中国画的气息，又具时代赋予的精神。“首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刘振夏展区的第一幅画是《草圣张旭》，你看那飘飘欲飞的长发，那似在笔走龙蛇的身姿，那圆瞪的眼睛，躺倒的酒坛，寥寥数笔就把草圣张旭狂放的神态表现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虽然读者谁也没有见过张旭长的是什么样子，但谁也不怀疑画中的他就是张旭，甚而认定他才是张旭。因为画家抓住并凸现了张旭最本质、最突出的神韵。并非复杂工细的笔墨就一定好，化繁为简，以少胜多，即典型化的过程，是艺术创新的重要特征，也是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在这幅画稿中，作者用形象直接反映的东西虽然有限，但是却用洗练、生动的笔墨描摹出主人公神采飞扬、醉态朦胧的神态。这基于画家对描写对象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和高度概括，它包含了很多没有直接画出来的内容，读者完全可以基于画作既有的富于真实感的神态和形象，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读出比画面本身更丰富更深厚的内容来。这就是精品艺术的魅力所在。

　　艺术来源于生活，创新更离不开生活的积累。而生活的积累主要靠平时用心去观察、去捕捉、去思考、去挖掘，才能实现体验美、鉴赏美、升华美，创造美，作画时才能把你对美的感受、对美的热爱自然而然地从笔端流淌出来。这就需要画家有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有没有这种创新意识，其生活积累时的收获是大相径庭的。你有这种创新意识，就会随时随地有所发现，就会在不经意间敏锐地捕捉到被人司空见惯、视而不见但却蕴含着美的东西。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因此画倩女俊男，凭借对象本身的靓丽就能吸引人，这不足为奇。神奇的是把看上去并不美的东西能画出美来。在刘振夏的笔下，满脸皱纹的“鹅公”那慈祥的脸庞，显得多么质朴(《阳澄湖畔牧鹅人》);西北老汉裂开残缺牙齿的嘴巴，笑得多么开心(《陕北牧人》);牵着毛驴出山卖果子的陕北老汉，神态自得其乐(《山沟沟里果儿红》);印度街头衣衫褴褛的修行者，眼神充满神秘(《印度街头修行者》)……这一个个形象，是那么可亲可爱，有一种打动人、震撼人的力量。画家构图简洁，笔墨老到，画法洒脱，格调清新、纯朴，画风厚重、自然，充分倾注了画家对笔下人物尊重而又深厚的情感，那就是人间的大爱，笔端凝聚的是对这种大爱的表达，大爱的咏叹，大爱的吟唱。刘振夏由于他坎坷的经历，长期生活在底层，与普通百姓打交道，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义。他善于突破外形的局限，挖掘内在的人性之美，将其升华，展示出来。这种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真是令人叹服!

　　再次是高雅与通俗的融汇。画总是要给人看的，而且不是只给画家们看，是要给广大老百姓看的。因此，绘画能否做到高雅与通俗的融汇，是绘画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刘振夏的“三不主张”，不是不给人看画，而是画家的精品意识及其性格中的“完美主义”使然。他曾向我解释说，中国人物画之所以难是因为笔墨难以驾驭，只要一笔控制不好，就会留下瑕疵，无法修改补救。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防止劣作流传出去，他常会一批一批地焚毁自己的画稿。这种“画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精神实在让人肃然起敬。但这种追求画作的高雅完美又是与画作的通俗平实紧密结合、融汇贯通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画作高洁的主题是通过大家熟悉或大家容易“认识”和了解的人物来体现的。他始终致力从底层百姓身上取材、挖掘人性美;二是他充分吸收民间艺术特别是吴文化中昆曲、评弹、盆景、版画等纯朴简约、以少胜多的艺术手段，并与文人画洗练、深邃的笔墨相结合，匠心独运，深入浅出，使普通百姓能看懂，更容易引起共鸣;三是他画作的通俗不是平淡直白，一览无余，而是运用慧心巧思，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使人联想到画面背后的故事，唤起相应的“再创造”的思维活动，起到画外有画、意中有意的效果，提高读者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这是高雅与通俗相融汇的更高层次。例如，《渔人的伙伴》中渔公略显凝重的微笑表情，似在思索着什么，是他在为自己的伙伴鱼鹰的未来忧虑，还是他在思念“远去的渔歌”?又如，《草圣张旭》中那醉态可掬的主人公为什么不是醉眼迷濛，而是瞪着眼珠?为什么长发会高高飞扬?难道这就是书圣创作草书时激情昂扬的一种狂放状态?读者尽可发挥自己的想象。

　　四年前，我曾一口气读完刘振夏写的一本自传性质的书，书名就叫《情画未了》。我从书名预感到，为情所致，刘振夏一定会“画出更新更美的图画”来。这情有亲情、友情、爱情，更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对中国人物画孜孜以求、终身眷恋之情，画家几十年坎坷经历而涌动于胸中的不吐不快之情，这就是刘振夏心中画不尽的未了情，也是他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和永不停歇的动力!(作者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教授)

作者：强亦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