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搞艺术的人如果真能得道，往往“耐得寂寞”，“耐得寂寞”这四个字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或许要能够读懂刘振夏，就能够理解其中的真正涵义。今天，一个艺术家最大的挑战是市场的浮躁，人们对一个画家作品价格的关注往往超过了作品本身，因此，用在炒作和包装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呆在画室的时间，而艺术别具一格的魅力和价值恰恰是无法用金钱的数字来衡量的。我们不必把商品化看作是艺术敌人，但艺术家只把获利当作追求的目标，无疑会让“艺术法则”屈从于“商业法则”。和这种常态相反，一个出众的人物画家独自在画室里呆了三十年，刘振夏像一个入定的修行者，一切妖魔都无法干扰。这种追求艺术正果的“定力”不仅仅是毅力，还需有坚定的信念和十分的自信。

　　我最初见到刘振夏是1978年去太湖写生，途经苏州国画院，画院墙壁上挂了几幅山水、花鸟，还有人物，都画得不错，其中有一幅人物画给我很深的印象，非常吸引人，我立即禁不住夸赞起来，于是画院的人就去找他，到了快离开的时候，才见到他。当时正值浙江美院国画系开始招研究生，我就想起了他，希望他能来浙江美院考研究生。他很高兴地答应，表示一定会来。可是过了两个月了，报考时限将过，却一直没有他的身影，我很着急，他家里又没有电话，我只好打到苏州国画院请人找他，结果说他前几天已经下乡去了，具体去了哪里也说不清，而且也没有留地址。我又托了几个苏州的朋友，希望能找到他，可是最终也没有结果。对此我非常惋惜，担心就此会失去一位优秀的画家。三年后，他在苏州办了一个画展，深得好评，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他的画一是人物生动;二是造型能力强;三是水墨技法表现力好，其中还有这样的评论：“如果说，刘振夏的造型能力比之古人要高明而不算稀奇，那么，比之现代画家的优秀者，他是堪称优秀者的。”又隔了两年，他应上海中国画院的邀请办展，成为画坛和媒体关注的人物。

　　后来，我由于工作调动，辗转来到上海，他经常来看我，但是很少再看见他的作品了。仅听他说希望再画得好一点。时间一久，很多人以为他不画画了，一直到最近，他带了一叠人物画的印刷品到我家来。这是他又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练积累的部分人物画作品。从笔墨和画面的效果看，感觉他确实没有停下来过他的画笔，因为这和以前我看到的画大不一样，从用笔到对人物的神态的挖掘，都让我清晰地理解到他如此“耐得寂寞”的意义了。

　　写实水墨人物画是20世纪中国画全新的品种，是将西方素描融化到中国画笔墨里去，有独到趣味的一种新画法，它要求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因为饱蘸墨汁的毛笔在宣纸上是容不得去犹豫和修改的，每下一笔时，质感、体积、透视，虚实和节奏必须一次就表达准确，而不是像素描和油画那样可以不断地修正。中国画笔墨语言的特点是自然而不造作，它能通过随意的挥洒来启发诗的境界和情感。这就像是在驾驭一匹狂奔的千里马，若它不狂奔，则失其本真，若它不被驾驭，则不能驰骋。可这又谈何容易呢?优秀的人物画家不仅仅具有文人画家那样“随笔生发趣味，书写胸中逸气”的能力，而要在看似随意而又酣畅的笔墨中，把握严格的布白和复杂的形体，体现画面完美节奏和传神达意的效果，那就必须在长期刻苦练习当中才能慢慢达到。这就是“功夫”，中国人讲“功夫”就是既准又狠，下笔到位。我从刘振夏的画里看到在深入严谨的结构下，外松而内紧，一气呵成，达到下笔如有神助的境界。

　　古人画肖像，正如评价顾恺之那样“颊上加三毫，觉神明殊胜”，也就是说在面颊上加三笔，神采就会强烈地焕发出来。这三笔的细节是特征，所以说抓特征在人物画里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的画作同顾恺之的时代不同了，它对传神有更高要求，首先要求有强烈的形体和准确的结构，其次衣帽，道具等要有相互的关系和相应的质感。这些没有突出的素描、速写和默写的能力是无法做到的，刘振夏早年在苏州工艺美专学习，练就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又把素描功夫转化成水墨语言，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水墨风格。他的“形象感”非常好，有很强的个性特征描写，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会有很强的形象特质，有些作品，在观看后即使隔了很长时间，闭起眼回忆时仍会印象深刻而宛若活现于眼前，这也许就是宋人所谓的“妙于生意而不失真”吧。

　　从我最初认识刘振夏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当初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现在已经两鬓如霜，年近古稀了，而我自己更是已经快到耄耋之年。三十几年的埋头苦干，人不知而不愠，平静地生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可以说他是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画画上，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对自己手中艺术的要求非常严格、精益求精，至于社会对他有什么评价，他是有足够信心的，正因为有信心才耐得住寂寞。我相信大家在看到他的画册后，尤其驻足于他的原作前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他艺术中强烈内在力量的冲击。宁静而后致远，时代需要这样的艺术家，艺术高峰应属于那些既有才华又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中去的人。(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院长、著名人物画家)

　　2009年9月28日

作者：方增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