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美术史上，绘画和雕刻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各个民族发展的高峰时期，都有反映时代风云的人物形象在美术作品中出现。描写人物形象之所以被艺术家们所关注，不仅因为人是世界上最有灵性和智慧的动物，人体是最美的，而且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思想、感情最丰富、最深刻，人最富有创造性，劳动的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美术史，缺乏表现人物形象的杰作是难以想象的。当然，美术史是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历程波澜起伏，反映人物形象的作品有高潮，也有低谷，并非一路平坦。

　　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美术，拥有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和众多描写人物形象的画作。汉代至唐宋时期，有写意精神的写真人物画灿烂辉煌，之后因文人画崛起，强调抒发个人情怀和笔墨情趣，重神韵轻形似，写真的人物画逐渐沉寂。这段历史延续达数百年之久，直到清末和民国初期，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侵略，激起中国精英分子的觉醒和人民大众奋起走向反抗和变革社会之路，美术的革新思潮崛起，情况才有所改变。而在这场美术变革中，唤起写真人物画的复新成为中心议题。康有为大声疾呼在先，随后鲁迅、徐悲鸿等竭力倡导。在西学东渐、中西融合的文化大潮中，美术界一些先驱人物力主引进西方写生和素描造型方法，推动反映现实的人物画发展。虽然受时代的局限，提倡用“引西润中”方法发展写实人物画的人们，对文人画的美学价值缺乏科学的分析，没有充分认识其绘画语言自觉的意义，对笔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重视不够，对文人画传统的山水、花鸟画有所压抑，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刻记取的历史教训。但是，失中有得，20世纪中国画的人物画取得了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人物画有多种表现样式和流派，但主流形态是引进西画写生和素描造型，将其努力与中国笔墨融为一体的写实人物。当然，立体造型的写实素描要与平面造型的笔墨有机结合，在宣纸上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风采的艺术作品，难度很大。也正因为这种难度，激起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探索的热情。从徐悲鸿、赵望云、蒋兆和、叶浅予到杨之光、汤文选、黄胄，到方增先、刘文西、卢沉、周思聪、姚有多，到刘国辉、吴山明，等等，莫不在这条道路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各自采用的方法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从写生出发，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探讨素描、速写造型与笔墨情趣完美结合的途径。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在国内的传播，和对“五四”以来美术中忽视传统的激进观念的反思，美术领域中出现了可贵的多元化局面,打破了几十年来人物画定于写实风格的大一统局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那就是有人否定“五四”以来美术新传统的价值，质疑近百年来写实人物画的成就，否定形似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再加之美术市场兴起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美术作品的评价标准被严重地扭曲，需要付出艰辛劳动、具有创新意义的艺术被边缘化，写实人物画创作出现了令人堪忧的状况。

　　不过，中国历来不乏有思考和敢于反潮流，甘于寂寞、默默耕耘的艺术家。今天，我国大江南北还有一些面向现实、面向生活，继续坚持写实传统的艺术家，其中特别顽强和执着地在进行探索，并取得杰出成就的一位，是隐居在姑苏城内的刘振夏先生。

　　关于刘振夏的艺术，已有多位艺坛名家给予评论。虽然他不求闻达数十年，但有眼光和有见识的评论家与艺术同行，还是及时发现了他，并给予热情的支持。早在1978年，在人物画创新上已有卓越贡献的方增先，就已指出刘振夏特殊的绘画天赋和他献身艺术的精神。当浙江美院招收第一批国画专业研究生时，作为导师的方增先想方设法争取刘振夏来报考，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对此，他说他“非常惋惜，担心就此失去一位优秀画家。”三年后，当方增先看到刘振夏在苏州举办的个人画展时，写文章评论“他的画一是人物生动；二是造型能力强；三是水墨技法表现力好”，并进而这样评价这位年轻的画家：“如果说，刘振夏的造型能力比之古人高明而不算稀奇，那么，比之现代画家的优秀者，他是堪称优秀者的。”我多少读过一些方增先评论其他画家的文字，却从未发现他用过如此肯定和动情的语句，评论一位正在成长的后生。看来，方增先在刘振夏的人物画前面是真的动了心的。1983年，当颇有艺术眼光的理论家郎绍君在报刊上看到刘振新的人物画《渔婆》时，便在文章中用“实在是动人”的字句加以评论，同时指出他的另一些画“把悄然一动的表情所包含的内在精神捕捉于宣纸之上了。”冯远，当代重要的人物画家，称刘振夏和他的人物画是“超越执著中的艺术超越”，说“他笔下的生动形象中散发出纯正的中国画的气息”，认为他的艺术理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独特性和经典性。”在人物画创作上硕果累累的刘国辉说：“今天刘振夏不是最红的，最有名气的，但他是最好的人物画家之一。”老一代艺术家程十发、华君武等先生，也都对刘振夏的人物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刘振夏是一位有坎坷生活经历的人，但他对祖国一片赤心，无限热爱培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热爱传统文化。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深深感受到劳动者生活的艰辛和寄寓在他们身上“质”的美，即勤劳、善良和心地的宽厚，产生用绘画描写他们形象、揭示他们内心世界的愿望。他既有脚踏实地苦干的精神，也有豪迈的浪漫激情，即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也对生活、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他为人诚恳，处事豁达，嗜画如命，尤其酷爱人物画。他在学生年代，便打下坚实的造型基础，几十年来他东寻西找，上下求索，为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用绘画为当代人写照。他十分尊敬和珍惜前辈艺术家们取得的成果，他希望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有新的拓展。他也深知创新之路之艰难，但他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他绘画的路子接近新浙派，但他广泛吸收南北各家之长，为我所用。他有开放的胸襟，广阔的视野，从西方古典写实艺术和现代艺术中吸收养分，以加强作品的表现力。

　　在宣纸上用毛笔画人物，重要的是形象的生动和笔墨的精妙。刘振夏紧紧抓住“形神兼备”这一基本要求塑造人物，把形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视为人物画创作的核心。他十分重视人物的整体结构，准确地把握形似，在形似的基础上表现人物动作、表情，传达神韵。他特别重视人物眼神和手的描写，他认为正如古人所说，眼为心灵之窗户，手的微妙动作最能传达人瞬间内在的情绪。在他看来，这些能力是现代人物画家必备的基本功。他在这方面的艺术功力，既来源于他对人物细致和敏锐的观察，也得益于他古今中外的艺术修养。他反复研究我国传统人物画的经典作品，对俄罗斯和西欧写实人物画的成功经验，也颇多借鉴。几十年来，他孜孜以求的便是用笔墨语言来塑造有真实感的人物形象，刘振夏在人物造型中努力赋予中国传统绘画特有的笔墨情趣。他坚持书法用笔，他的画以线为骨，以点和面为肉，适当敷以淡彩，按照形象的需要，在曲直、长短、粗细、刚柔中，表达各种线的情味和质量感。读刘振夏的画，可以看出他讲究笔触变化产生的力度、节奏，追求墨色变化中的韵味与律动感。他巧妙地掌握造型和笔墨语言的繁简、虚实、浓淡、轻重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使画面既有整体感，又有细节的美，而常常用有意和无意之笔，画龙点睛，发出异彩，使画面生辉。刘振夏有很强的速写能力，用迅捷而肯定的笔触勾画人物的形象是他的特长。他积累了大量写生稿，脑海中储存了丰富的素材。他的画以写生为基础，又不局限于写生。除直接在写生过程中进行创作外，一般利用写生小稿，面对画室墙面上的宣纸，动用自己的记忆、印象和想象，苦苦酝酿构思，胸有成竹地落笔挥毫，有时一气呵成，有的多次易纸，直到自己认可为止。他常常为自己作品中的一些“不足”而遗憾，其实，也许一切艺术创作的难以尽善尽美，正是形成独特个人面貌的某些因素。刘振夏的画不求面面俱到的精雕细琢，而在形象的生动上狠下功夫，以此与学院式的人物画拉开了距离；同时，他又不满足速写式的即兴描绘，关注人物形象的恒定性与稳定性，关照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他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我以为，刘振夏的作品的过人之处是既有速写的生动性，又有严谨的构思；既有视觉的感染力，又有耐人品评的品质，格调质朴而高雅，寓内美于简练而丰富的形式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以饱满的热情讴歌普通劳动者，他不仅熟悉渔民、工人、农民的劳动生活，用画笔写他们纯朴、善良的性格，更注意刻画他们的心灵美，表现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他笔下的许多平凡人物的形象，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刘振夏艺术上探索和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他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认为，作为一位画家，他理应肩负着表现时代变革和反映当代人精神面貌的任命。他决心承继20世纪以来人物画创作的成果，并用自己的艺术创新，使之发扬光大。他坚信，用笔墨在宣纸上创造的现代中国人物画，在世界艺坛上独树一帜，一定会赢得自己应有的地位。他之所以不受当前画界浮躁空气的影响，苦心经营，正是出于他的这种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复兴有写意精神的写实人物画的自觉性。

　　方增先用“寂寞修正果”来形容刘振夏的艺术历程，说他“独自在画室里呆了三十年……像一个入定的修行者，一切妖魔都无法干扰。”他呼吁画家同行们“耐得寂寞”。看来，刘振夏在艺术上的成功除了他不凡的天赋、勤奋和悟性之外，“耐得寂寞”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对我们当前的美术界应该是启示良多。

作者：邵大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