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尘埃落定专事绘画之前，人们印象中东方的一项主要事迹，是他以拉萨为终点、从深圳骑摩托车一路游历而去的率意之行。其过程中，尚有近半年在四川甘孜康巴藏族地区的无目的生活。那时，他被认为是一个无视秩序、以生活为试验场的游乐专家。过去那个公路骑士的形象，与他如今归于素朴常态的外表已经有了不小距离。

　　东方认为，他与他的同藏文化相关的朋友们，都受到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生命”观的影响。东方说，“当这个‘生命’不太深刻的时候，就被误解为只是人的载体容器，或者认为是欲望的无节制显现，这在佛教上是错误的，后者认为这违背了心”。在去西藏之前的生活中，东方关于“心是什么，什么叫‘用心’以及‘如何用’”满怀困惑，他的想法是：  “去西藏问”。

　　不过当年，在以拉萨为终点动身上路之前，东方并未明确把西藏作为要前往与认识的主要对象，“它对于我好像是空的，抱的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他说。人们把“去西藏”当作一个远离尘嚣、实现自由生活的证据，但是对于东方来说，那里是“自由的实象”还是“自由的虚象”仍然显得扑朔迷离。在他看来更重要的，也许是“为什么要去西藏”以及去的过程，对于漫游者，过程构成了“另一个西藏”。尤利西斯的故事堪称一切漫游者故事的原型，在诗人卡瓦非斯手中，它呈现为一个变体：尤利西斯的故乡伊萨卡岛，作为旅途终点不再具有主要意义，因为无目的旅行过程中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经历，已经构成了另一个伊萨卡，诗中这样说：

　　伊萨卡给了你神奇的旅程。

　　没有她，你就不会去远行。

　　而现在，她已经没有什么留下给你，

　　如果你发现她清贫，她并没有骗你。

　　那时，你早巳满是智慧和历练，

　　你一定会明白，伊萨卡对你意味着什么。

　　在回顾往事的过程中，  “一个人怎么成为了这样，而不是另一个”，这是东方同我一起尝试探讨的谜。

　　“无明状态”

　　东方记得，当他还是少年，由于在青海“野得无法管理”，父母送他去江南上学，认为内地城市的教育环境对他有益。自此开始的扬州一青海的南北两地生活，持续到高中结束。一次假期他从扬州返回青海，在西安火车站看到一群嬉戏的少年时，顿时感到羡慕，想象那是一种自由的浪游生活。他把这种感受告诉父亲，父亲对他说：“你这个孩子的流寇思想很严重。”

　　“那时生活的变动很大”，他说，不断的地理空间转换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陌生环境没有好奇。青海的藏族生活环境为东方自小熟悉，生活中不时出现藏文化的一面，比如藏族节日，以及家中.也喝酥油茶、吃藏族风味的食物等。在东方看来，他很早就度过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猎奇心”阶段。他认为，人们所称的“猎奇心”，大多单是指内地观看边疆时的心态(尽管边疆对内地也有猎奇心，但影响不如前者)，由于自己不断转换地理空间的生活经验，他的这一心理很早就被削弱。

　　“在扬州，人们说我是青海来的;在青海，人们说我是扬州来的”，东方说，这使他在整个少年时代都感到自己的身份模糊，这种感受持续至今。他说，他的“故乡感”是模糊的。现在，他得到了一个自我的归宿，或者说，一种自我的“果”：在北京安定的画家生活。但是却没有地理空间上的“果”，一种如同对“故乡”的认同，这之于他迄今依然是模糊的。

　　“现在看来，这就是无明状态”，他说。

　　东方的讲述中频繁出现佛教的术语和概念，也时常用因果观来解释自己的经历。此外，东方把自己的生活视为“十年一个周期”——整个80年代在部队的十年，以及转业后，整个90年代在深圳淘金的十年。

　　在深圳的喧嚣红尘中，尽管形象上一直虬髯长发、给人强势粗犷之感，但是内心同外表相比有一个落差，东方说：“看到所有男人的脸都是沉重的，快乐的人很少。自己也不堪重负。”他的形象一如那个年代无数下海的文人，介乎于艺术家装束与商人之间。他从事过的职业，迄今还记得的有十几种，其余若干短期的都忘了。他说：“人们说起那个时期的深圳，都会说现实残酷、自我迷失等等，这看上去是套话，但是对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会知道这种迷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在深圳的各种交际遇合中，他同一位年长于他的甘孜藏族人布隆那大哥成为知交，并保持着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朋友们的联系。这些朋友包括一些对藏文化传播有过贡献的文化人士。他把这些人物，都视为自己的“加持者”，即促使他走上一条道路的人。并且，逐渐促使他对西藏的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趣日益加深。当他在石渠的一座寺庙中观看画图上绘制的观音的42种法相，其中一个法相是一片树叶，这令他印象深刻。他也把他的“加持者”们的各种社会身份，都视为“法相”，他们可能是异士大贾、凡夫艳女，可能是一片树叶，一辆摩托车。

　　“加持者”们包括朋友王川。“王川这个人，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上师，在需要甘露的时候会给予你一点甘露，需要一些精神上帮助的时候，他也会显出一种魔相来帮助你，看你能不能破解。”东方说。在后者家中，两人关于音乐有一次争论，争论的内容继而发展到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喜欢谈论的话题：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矛盾。由于东方的手机铃声在过程中不断响起，王川说，“你把不和谐音符带进来了”。东方意气用事地说，那么从今天开始，“不用电话了，扔了”。与此同时，他心中正怀有一个比不用电话更极端的、已经产生了一段时间的想法，当时并没有对王川说。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打电话对王川说：想结束深圳生活，骑摩托车去游历。

　　关于为什么选择摩托车这种形式，当时东方的考虑是，步行不太现实，一路搭车走又有限制。他在部队时曾经学到一些机械修理的技能，并且进入部队之前已经会驾驶摩托车。于是，他买了一辆两万多块钱的二手国产摩托车，“选择它是便于维修”，他说，如果是形象悍猛扎眼的“哈雷”，好看是好看，但是在路上坏了会很难配到零件。

　　收拾好帐篷、相机、朋友陈伯军赠送的一台DV摄像机(以后用它拍摄了8000多分钟的素材)，东方在长途电话里请布隆那大哥为自己祝福，后者建议他于2000年4月24日这一天出发。这一天上午10点，东方装备齐全后，骑着摩托车驶出深圳南头关。这一年他30岁。

　　“东方西行”  

　　并非一开始，东方就把终点设定在拉萨。奔行至肇庆七星岩，在一家宾馆里，他才把目标明确为去甘孜，看望他那位布隆那大哥。

　　在关于这次摩托之旅的讲述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并非旅程中的故事，而是东方对自己的弱点和虚荣的描述。可以从照片上了解一些东方离开深圳时的情形。这位一身朋克行头的公路骑士的出发仪式，如今看起来有点像一场秀——提及这一点东方并不避讳，他坦率承认，他当时正是迷惑在一个时代流行的自我表演行为中的一员。“刚开始想到要做这件事时，并无表演性，形象的夸张是不知不觉产生的”，经过了许多时间之后，东方可以作这种诚实反思。他更进一步说：自我表演是在一个孤独的，长时间的行为中不知不觉发生的，  “人在一个方面的力量形成了，另一些方面就会变得软弱”，当他有了面对长途骑行的勇气和生存适应能力，他的虚荣也在增加，会重视外在的展示，并希望得到关注与赞扬。

　　于是在出发之后，逐渐“也在车上插个旗子”，他不无自我调侃地说，上书“东方西行”;油箱上也贴了一条标语：“假如我不能活着，请为我祈祷，把我送到天葬台。”“渐渐地你就会需要这样一些东西，因为你在开始面对自己的软弱。”东方说。假如你去西藏，是去从事短期工作，你的知识和作为旁观者的身份会一直在发生作用，你在空间的移动上没有难度，不会有面对自己弱点的机会——但是，东方对我说：  “当你用长时间的、缓慢的方式进藏，你对事物的看法也许会发生变化。而且，当你弱了，你就会着相。”

　　从地图上看，这趟旅程是从一个较为开阔的三角洲、从低地一路爬升进入峰峦纵横的山地，进入一个由山脉构成的巨大网络。同时，他一路并不完全寂寞，一直循着自己在深圳的关系网前行，就像循着一个人际的枝杈，每走到一个城市都有为他接风洗尘的朋友。这也是他在退出原有生活环境之后，重新认识他的这些朋友们的一次旅程。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同以前的朋友作一次深谈，这种对话是在深圳没有过的。

　　一路上拜会各地俊杰，叙旧识新。沿途苗寨方兴未艾的旅游业，带给他荒谬和惋惜的心情。在贵阳，他参加了一位无名老油画家的画展，深有感触，觉得世界上有太多这样沉寂的人物。当他打电话到一个朋友家中时，电话里朋友的妻子说，朋友已经去世，于是他风尘仆仆前往扫墓。经遵义、至重庆，与故人盘桓数日。到达成都后他又见到了王川，后者也离开深圳、正在青城山离群索居，全心关注着基督教信仰。东方回忆，当时自己虽然刚愎自负，但还是以学生之礼问王川，对自己有什么劝告，后者唯一的话是要他“把酒戒了”，并“看到自己的贪欲和愤怒”。那个时期，东方虽然视王川为兄长与导师，内心中却一直从未服输过。“这些问题通过辩论是说不清的，就连活佛对我讲一个道理，我也能讲十个”，他说，  “在城市的常态中，自己的一切很固定，很难被说服，也没有别的更有力量的东西来对应于自己”，而且，朋友们也目睹过他“在城市中的风光”。

　　辞别成都之前，东方陪同王川去医院复查病情，后者把自己的相机送给东方，说：“如果我死了，还有老王的相机，看到它是一个念想。”东方伤感地辞别挚友，驱车前往甘孜，他希望他的问题在他那深谙佛学的布隆那大哥那里得到解答。他的红旗一路招摇，引来各种目光。人们有的认为做作，有的仰慕。对于这一切，他一路马达轰鸣而过，带着他的不屑、他的虚荣，带着一丝荒唐感和喜剧性，也带着他深藏内心的孤独感和矛盾。

　　“这是我的兄弟”

　　矛盾一直伴随这位外表骁勇的骑士。一方面，亟需得到他人的认同，越来越强调外表形象。另一方面，不无脆弱伤感地感到是在用自己的一切、乃至用一条性命在支撑这种形象。这种戏剧性的矛盾在甘孜达到一个极点，其结果是他完全无视秩序、无视自己的身份，从形象上看彻底成为了一个舒展自由的当地人，同时又念念不忘：当城市中的朋友来到这里时，他应该以什么样子示人。

　　到达甘孜的时候，布隆那大哥的妻子已经为东方做好了一套崭新的藏装，一家都在等他。“当时恭敬心不够，只是把布隆那作为一个大哥，但对他说的道理颇不以为然”，东方说。

　　由于布隆那大哥在当地的名望，人们也对东方尊敬备至，视之为布隆那的兄弟。  “凡是自卑、怯懦，外在的表象就是争强好胜”，东方认为，怯懦的外表就是粗犷张扬，想让人这样来辨认自己。有一段时间，他恨不得左右靴各佩一柄藏刀，遇到不法劫匪就与之搏杀一番。在甘孜街道上，他俨然以高大威猛的康巴人样子出现。他说，因为还是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希望展示给别人“东方就是个流浪汉”，当前来看望的城市朋友还在为不适应当地食物而烦恼的时候，他说：“自己的帐篷里会钻出姑娘。”

　　这几个月逍遥自在的康巴生活，除了酒肉欢歌，其中依然贯穿着与布隆那大哥关于人生问题的对话。就布隆那看来，东方身上的“习气”仍然浓重，虽然以狂放不羁的乡野外貌示人，但是，旅行包里却一直带着CK香水和雀巢咖啡，更突出的一点：是喜欢否定别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我一直在自我争斗，和虚荣较劲”，东方心知：自己表面上是个自由人，但其实是自己把自己紧紧关闭着，用自己的话来说，是“刚愎难调”，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狂妄混乱。他自觉不自觉地与当地人同化，可是，“生存上没有障碍，但还是着相了”。

　　用东方的话说，布隆那“感到最后也没招了”，只好问东方：  “你最喜欢的藏传佛教人物是谁?”东方答：宁玛巴的顶果青则仁波切，喜欢他仙风道骨的形象，而且，“还有老婆”。布隆那感到通过对话无法令东方理解自己的用心：放下刚愎的自我而顺应朴素的自然原理。在之后的生活中，布隆那请东方作为助手，与自己一起去举行为亡灵所做的破瓦仪式。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令东方潜移默化，放弃傲慢与习气，领悟生活较为内在的部分。

　　甘孜的逍遥时光持续了4个月，离开时是9月底。一个原因促使东方离开：从深圳来了一些故人看望他、赠送花费、并且打算以他为题材拍摄一部跟踪纪录片，作为关于前卫人物的节目在电视上播放。朋友们对东方说：  “你还没到拉萨啊，才到甘孜。”东方感到，他“人为的”被赋予了一个任务。但是好强的习惯使他不愿后退，他到布隆那大哥处，想就此告别，后者潸然泪下，问他“能不能留到过完冬天”。但既然心意已决，在为之真情送行的僧俗人等的祝福声中，东方的马达声再次响起，像一条鞭子驱策他向高原跋涉，也许由于对甘孜生活的留恋，他对这马达声、对身上的骑士铠甲感到了一丝厌倦。    .

　　当年的川藏公路大塌方，使东方改道青藏线。当他翻越雀儿山时，一路坑洼不断的糟糕路况令他心烦意乱，摩托频繁出现问题。当他终于摆脱，蓦然走上平整的柏油路时，东方回忆，当时“一下就哭了”。一切都涌上心头，他说，当时突然领会到布隆那大哥的“慈悲和了不起”，对自己这个刚愎自用、“心毫不柔软”的人的用心良苦。因为自己不相信语言、也不相信教条和权威，只相信“实际”。布隆那则通过一起生活，用生活的实象来“度”自己。

　　在甘孜生活中，东方一直希望，他人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能在自己身上得到投射，尽管出于虚荣，但是他的形象仍然得到了胜利——当年，一个开光仪式举行，内地的朋友们相约去参加。东方身着藏装，带领马队一路吆喝着去迎接他们。当一彪人马气势如虹，奔行渐近，人们看到为首举着大旗、昂首作啸的人竟然是故人东方时，有人激动得哭了，对周围的人说：  “这是我的兄弟”。

　　“数三下，能点着就烧了”

　　东方在青海逗留了一周，到自己小时候上学的地方稍作浏览。打长途电话与拉萨的朋友联系，后者建议他赶时间，在下雪封路前翻越唐古拉山。

　　令他烦恼的是，三次出不了格尔木，三次摩托车都在同一个地方出问题。在第三次，他在青藏拦了一整天的车，终于“遇到了一个开农用车的哥们”，他记得，对方对他说“有事先走，你继续拦车，拦不到我傍晚回来时接你”。他未抱任何幻想，继续拦车，继续没有结果。到了傍晚，这辆农用车如约而至，把东方连人带摩托车送回格尔木。东方问对方是怎么想的，对方说“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其他时间里，他还遇到有不明身份的车辆一直在身后跟随，当他克服恐惧与之主动交流时，原来对方是“敬佩他的举动，想护送一段”。这只是他“东方西行”的红色旗帜为他带来的意外人情温暖之一。

　　到达青海玛多，旅途的烦躁感越加强烈。东方感到自己身下的摩托车对自己的束缚，  “它只是死的铁”，它的意义是自己人为赋予它的。他感到自己是这辆摩托车的囚徒，自己处于被动之中，譬如：不能走山路小路，只能走公路，而三次出不了格尔木已经是个信号：自己被这辆摩托车所限制设定。再加之一路全是泥潭，布满大小坑洼，长期的疲惫颠簸，车不断出问题，在黄河源、额林湖边，东方狂躁地把油管拔了，让汽油倾泻，拿出打火机，决定“数三下，能点着就烧了”，人已经失去了理智，想摆脱这一切。

　　不无喜感的是，所幸高原缺氧，打火机打不燃，才使欲哭无泪的他又冷静下来。东方记得，从地图上看起来，额林湖与扎林湖，“像泪腺”。

　　他在沱沱河停留了一天。他记得，到达这里后自己“又开始表演了”，他对“长江源”石碑进行了一番拍摄、用刀凿开冰，喝“母亲的乳汁”。

　　当他翻越唐古拉、经那曲草原，直至终于看到布达拉宫时，自己在拉萨河边哭泣。然后在拉萨汽车站打电话给朋友，说“到了”。

　　还是烧了

　　2002年冬季，东方结束了三年西藏生活，返回深圳，在把物品托运回深圳的过程中，这辆摩托车一一用他的说法，也是他的“加持者”一一丢失了。

　　这以后他继续他的摩托骑士风格。2006年青海湖狂欢节，他一路以160公里的时速奔行，在往格尔木——又是格尔木——还未到200公里的地方，摩车发生事故，东方连人带车在公路上翻滚，满地零件，他记得，在滚动的过程中，唯一的意念是“要滚多久才能停下来”，不敢做出任何动作，顺应滚动的自然力，因为做任何动作都可能会受伤。当他摔出去几十米，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人在身边，为自己包扎伤口，她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卢燕(当时是随队医生和财务)，东方的第一直觉，是想向她求婚。接下来是三天的激烈求婚，从青海到拉萨。现在，卢燕是他的妻子。

　　两人于2006年8月9日前往甘孜，在布隆那大哥的主持下举行婚礼，同尤利西斯与妻子重逢的情节相似，东方的旅途也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回到北京生活后的第一个春节，夫妇二人在北京后沙峪四合院里的家发生了火灾，许多承载过去记忆的物品被烧毁，东方的摩托车也烧成了残骸，仿佛标志着他的摩托骑士生涯已告一段落。

　　由于朋友摄影家老六的帮助，东方搬迁到了地处北京东北郊的环铁艺术城，从此开始平静的画家生活。作为画家，他开始着手整理与澄清过去时光中的西藏经验，来自于藏传佛教的精神参悟理论成为他创作、生活的重要原则。“去西藏、以及在西藏的生活经历，一路都是在不垢不净中过来的，有污秽混乱，而‘净’的部分是那没有丧失的自我”，如今，东方把这个“自我”归因于西藏的恩惠。

　　他认为，他当年关于“心”的问题，已经在西藏得到了回应，一位僧人以藏传佛教对人体感官的传统观点，对他进行了解答：通过最简单的方法如听、看、吃、触摸等，也即“六根”，人们了解到自己感官的性质。当感官被正确的引导、健全后就有了“心”。心为“觉”。有了心，接下来就是去长时间忠实于它，也即修炼。“过去在生活中产生的东西，比如深圳10年，只是经验，这些经验会造成过大过乱的信息，所以要用直觉来处理”，东方认为，这个直觉，就是他在西藏感悟到的“心”。

　　今年北京春天的气候反复无常，人们以为热浪就要降临，寒冷又突袭而至。“环铁艺术城”了无人迹，显得寥落萧条。人们普遍认为，此前几年艺术品市场的热潮已光景不再。艺术家们在一段时间的趋之若鹜后正在纷纷散去。东方的工作室由于是自己购买的，住家与工作合一，故并未像许多同行一样，高额房租到期、难以为继后只好退场。目前，用他的话说，留下的人像是在守候着什么。由于“环铁艺术城”的位置过去曾经是一个鱼塘，东方戏称，自己“还支着钓竿，只是的钩是直的”。

　　在北京地图上，环形铁路呈现为一个规整的圆圈，它既像一个终点回到起点的周而复始的象征，也像一个气泡——这就是这个鱼塘的鱼们吐出的一个硕大气泡吗?现在，东方寂寞地守在这个渔民和鱼儿都纷纷散去了的渔塘里。讲完关于公路骑士的故事后，话题并未涉及太多他在这个渔塘里的感受——因为这是另一个故事。还因为，子非鱼。

文/卢奇安 图/东方

作者：卢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