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五美术运动”到现在，曹丹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和坚定的立场，这使他常常与主流擦肩而过，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他疏离，但他却依旧坚韧地一路走来，并不断梳理思路、挖掘经验，推出一批批富有力度的作品。 　　1985、1986那个文化狂飙的激越年代，曹丹主要是理性地思考传统文化与当代意志的张力关系，既有对传统文化之禁锢性力量的尖锐批判和嘲讽，也有对现代化文明之解放性力量的礼赞与对现代性的憧憬。这显明地体现在他的成名作《没有门的房间》、《漂浮的白云》等作品中。但仅仅批判传统文化，其实是不够的，因为真正深入、全面的批判，往往是双向进行的。在短暂的现代乌托邦式文化冲动之后，对身体的复杂性——它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思考，也从这时开始了，比如《非打格主义者》，已经是明显的表现主义之作。 曹丹 《飘浮的白云》 1986年 　　在1988到1990年左右，那个对全体中国人来说都非常特殊的总体性转折时期，躁动与狂热、抗争与奔突、消极与低迷、丧乱与崩离、绝望与无明……诸味齐集，再结合个人的具体状况，曹丹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本能的宣泄以求毕显身体的症候。《病群》系列中，滞重的肉身狂暴而丑陋，他们在种种焦躁不安的“人兽同体”临界状态中痛苦地嘶吼、挣扎、扭曲、痉挛、分裂，却又左冲右突而彷徨无地、无路可寻……。这一转型期的心灵裂变与信仰坍塌，其余震其实至今仍远未消除，且需深刻反思。曹丹这一系列的作品，其深度体验的投入程度与表现力度在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图谱”中都是少见的。而其所揭示的那一特殊时期的身体症候，其实远远超越了个体性，在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对习惯于有意无意健忘的民族心理而言，它以其痛苦刻写下的深重痕迹而具没齿难忘的历史性。 　　《病群》之后的曹丹，开始进一步扩展他的体验范围和思索层面。因为，以身体的个人化体验为起点，在对自我身体症候以及触动自我身体的现实境况进行持续体验和深入追问，力求昭示出其本质的这个征程中，必然会触及到某些共同经验。于是，《红色系列》中，他开始思考和关注更为众多的人群之深层状态，并将他的终极追问置于这个时代背景之中。《红圣末年》、《圣使徒临界》以圣徒般的悲悯目光来俯视“失灵”状态下的都市。血红的不安气氛、污秽的楼宇工厂、迷乱的熙攘人群，这些如波德莱尔“恶之花”般的图景渗透着深深的悲观意识。之后，他开始运用更为本体化、象征化的语言方式来叙述他的宏大寓言。他的寓言世界是一个高度肉身化的梦魇世界，如同进入了五脏六腑，充塞着血红的肌肉和漫漶的粘液，而生命体就在这个遍布血污的阴郁、闷滞世界中艰难地漂浮和辗转，以求苟活。生命的高贵意义在这个世界中全然丧失，没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在形而下的生命机体活动结束后，与草木同朽。作者创作这批作品的年代，正是1990年代初期，文化范式由终极关怀转换为切近利益、人文理想被世俗诉求所替代。这批作品，正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这种缺失意义的存在方式的叹息与哀思，也是他对未来文化发展态势所做的谶语。而这种预言，在今天看来，是准确的。 　　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尚不明晰的改革思路，在199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明晰和自觉。社会经济运作方式全面转型。文化系统也进一步分化，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主导文化。以1992年为标志，那一年正逢市场经济体制得到正式确认，社会急速转型，上海开发浦东、海南吸收外资开发洋浦、国土出租、股票狂潮出现、房地产业开始启动、连北京大学都推倒南墙卷入商海，广州双年展也首次提出将当代艺术纳入市场运作系统，当代艺术作品的市场价格一时牵动整个艺术系统……这一切，对曹丹的振动无疑是巨大的。在依然秉持人文理念和终极追求的基础上，他不再叹息与哀思，而是开始将悲悯的力量转化为对具体的社会、文化问题的个人批判。 　　1990年代，在物质贫乏、文化封闭年代曾经慷慨激昂的中国当代艺术，其语境发生了巨大转变，遭遇到了后殖民、市场化的考验。面对种种世俗诱惑，一些农民起义式的艺术家，难以继续遮掩其草根性。作为本质上的文化机会主义者，他们不再伪装，纷纷投怀送抱。曹丹此刻却“背时而行”地画出了《戏子》系列作品。他排除令人愉悦的绘画性，用仿民间劣质版画的艳俗图式和涂鸦式的潦草文字组成令人望之生厌的画面，“图文并茂”地对当代艺术家无主体性地谄媚迎合买主胃口的“戏子”面目进行尖锐的嘲讽。这一系列“愤世嫉俗”的作品，与当时“新历史小组”在1992年广州双年展现场进行的“消毒”行为，以及孙平在现场进行的“发行艺术股票”行为，有异曲同工之效。 　　针对流行文化日益成熟和四处渗透的隐性塑型力量，他创作了《视波电疗》、《视线扫描》等作品，用理性的绘画语言对这种非强制性文化-意识形态话语的运作规律进行解析。这种解析是深刻而必要的，因为，作为一种塑型话语，流行文化“担负重建需求职责的美学创新，被……转变成重要而直接的人类学力量和影响力，因为它继续改变着作为物种的人的官能组织，改变他们的真正倾向性和物质生活方式，同样也改变了他们的感觉、满足感和需求结构。”(1)《大货架》等准波普风格的作品，是当年影响全国的“湖北波普”的表率之一，他以仰视的视角、截取式的构图、艳丽的色彩，将内在统一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心理凝练而直观地表征出来。《新偶像》系列作品，则是对 “消费偶像”概念的中国式精彩转译——“当今的大众英雄不再是拥有强权的人，比如帝国缔造者、发明家或者颇有成就的人。我们眼中的名人是电影明星和歌手——那些漂亮而悠闲的人们，他们宣扬一种快乐哲学，远离规训与劳作。”(2) 这一系列作品的语言也很巧妙，曹丹直觉地意识到这些“偶像”的矫饰性和其被传媒生产、传播出来的虚假本质，于是，将这些比语言更能激发情感，更能概括、直接、高效地传递信息的图像的“拟像”(simulacrum)本质尽力放大，让观者审视这些貌似具体生动、实则抽象陌生的电子光点与色斑，并进而反思。 曹丹 《新偶像系列之一》 1993—1994年 　　经过对流行文化的多年探究与思考，近期，曹丹又开始关注当下的情色文化。生命体有追求快乐的本能，流行文化瞄准的就是这种快乐本能。它既然是要生产和满足人的各种欲求，尤其是感官欲求，那么性欲必然是它所关注和大力张扬的，由此导致性消费的泛滥。与之相随的，是丰富理性诉求的残缺与萎缩。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消费主义文化首先和男权主义携手，女性不但一如既往地被塑形为男性消费者的可欲对象和消费物，而且生产出一系列新的二元对立：男性/女性、生产/消费、工作/休闲、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毋庸讳言，在当下，情色的泛滥已经到了触目可见的地步，尤其在互联网空间中，以致人们早已对其默许并悬置评判。曹丹却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状，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性”的态度进行历时性比照。由此，他推出了新作《蝴蝶·中国档案》。在这批作品中，他选择从互联网上截取的情色图像为资源，进行拼接与重组，以构成当下的情色“档案”。《新偶像》的语言方式在此得到延续并推进：他突出这些图像的“拟像”本质，而且，通过色相短阶处理，让这些亮丽乃至刺目、眩晕的煽情图像轻薄化、碎片化，于喧嚣一时中暗示出其本质的脆弱。《蝴蝶·中国档案no.9》等冷灰色彩的作品，则注入更多的主观态度，把这些在当下炽情绽放的鲜活图像历史化，让它们伴随着时间的渗透、漂洗，经过理性之液的浸泡和冲刷，洗净铅华后归于冷寂。 曹丹 《蝴蝶·中国档案系列之一》 2007年 　　作为一位秉持人文理想、富有历史意识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以个人的理想主义存在观为潜在基准，曹丹密切关注社会、文化现场，并不时发出他的批判之声。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意识，当代艺术家才能在从众主义盛行的时代中始终保持独立和清醒;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批判之声，当代艺术才有其继续存在的价值。 　　注： 　　(1)：《消费文化》，西丽亚·卢瑞著，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2)：《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迈克·费瑟斯通，见《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汪民安、陈永国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作者：杜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