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庄子避世，但不出世；庄子安命，但重生；庄子轻形，但重神；庄子否定人为美，但重自然美……这些思想在逸品画家的精神世界中都被接受并通过具体的作品呈现出来。庄子虽有豁达、潇脱的一面，但也含有怀疑论的一面，怀疑人的认识能力，怀疑认知的标准，这种怀疑主义精神导致悲观，悲观导致对现实的冷漠。这种思想在逸品画家的作品中显的比较突出，因而蒙上了一层灰冷，悲观的色彩，无论倪瓒、八大，超越现实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解脱，心灵的自由就成了他们最后的归宿和灵魂的避难所。因而，孤凉冷寂也正是精神深处的真实流露，毕竟，逸品画家精神追求所表露的对现实、政治的反叛是非自觉的，他们超越现实所获得的自由是以丧失自我欲求甚至是主体意识遁入空幻的精神王国中获得的。从而，作品的意境是灰暗、肃杀、苍凉的。这种审美观在一方面给人以压抑的悲凉之感，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如此，才能在神品为大一统天下的审美观之外另立了一种更幽暗深微的审美体系，这套审美体系随着时间的冲刷，越来显示出其内在的生命力。因为最高的审美不能以伦理来衡量，更不能以简单的积极与消极来裁定。事实上，将生命的自由绝对化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被实现的。只有在精神为主体的艺术创造中才有可能成立。这种自由精神的绝对化，固然是对人为的羁绊和险恶政治环境的反叛，但其根源在于无为的人生观和轻物欲，超功利的价值观。庄子和逸品画家都是用精神自由的自觉来抵制物欲对人心的腐蚀，不为名利所困，不为人生烦恼所感，怡然自得，自胜人生，通过体道，在审美的自由中实现自我，成就人生，实现对生命困境的超越。
　　“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这是无为而为思想的体现。“体道”是主客交融、渗透、契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认知，本质上与审美直觉相一致。庄子和逸品画家艺术地成就人生的奥秘就在于此。
　　体道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渠道，是一个渐进的超越理性，超越现实的过程。体道是不涉及理性思维，不需要逻辑推理和概念表述。与主体摆脱理性的缚索，经过一系列心理的净化和精神的修养，变为纯粹感性的（直觉），超越现实世界的认识主体时，才有可能悟道；才有可能进入纯粹自由精神的审美境界。通过这种心理体验最终所获得的是物我合一的精神自由和解放，因而其核心是人生哲学，而他的人生哲学又是一种精神哲学，以审美为指归。
　　让我们来看一下尼采在回顾《悲剧的诞生》的写作旨趣时，也有对审美意义的肯定。
　　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事实上，全书只承认一种艺术家的意义，只承认在一切现象背后有一种艺术家的隐蔽意义，——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只承认一位“神”，但无疑是一位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他在建设中如同在破坏中一样，在善之中如在恶之中一样，欲发现他的同样的快乐和光荣。[3]
　　尼采这些话中，与庄子和逸品画家的观点惊人的相似，“悲思辨，非道德”这以审美为本位的反理性、反思辨的思想基本一致。“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可以说这是东西方艺术思维的共鸣。
　　当然，将庄子思想完全归结于审美精神是偏面的。诚然，庄子思想有很多乌托邦的冲动，其主要的思想取向并不光是审美，应该说庄子哲学的核心，是立足于宇宙本体论，由认识论展开，终止于人生哲学。魏晋的一批文人曾以玄学为中心提倡庄子思想。并以庄子思想为基点反对一统天下的儒家思想。嵇康、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他们认为：自然即天道，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内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应然之理，提出：“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把天与人分而为二，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属于二个不同领域，道家偏于天道而明自然，儒家偏于人道而贵名教。从而形成了对立的两极。儒家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道家批评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在这两派激烈的争论时，王弼是认为两者可以调和的，他在《老子注》和《周易注》中，认为《老子注》是以儒解道，《周易注》是以道解儒。王弼是本着儒道会通、易老互训的哲学信念进行诠释的。所以，正始玄学为当时的人们指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树立了一个值得追求的正面理想。他认为，自然为本、名教为末，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指导国家政治惟一正确的决策思想。因而，把“崇本以举其未”用之于治国平天下，则理想就可以落实于现实生活。竹林玄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他们高于王弼之处，是在于认识到名教异化的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统治者的错误决策，而应该归结为君主制度本身，从而把玄学的理想推进到了无君论的高度，嵇康《太师箴》中，以远古的“君道自然”作为正面理想的依据，抨击后世的君主，“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对君主制度的弊端作了深刻的剖析，“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睢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他认为，名教异化是由君主制度所造成的，君主制度是一切社会祸乱的总根源。因而，他提出了一个“无君”的理想社会，“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4]但是，这种无君社会毕竟带有乌托邦色彩。这也许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矛盾。为了规范人的社会存在，不得不制定出一套礼法名教制约人的自然本性，这种制约同时必然产生异化，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反抗。竹林玄学反抗名教的异化，结果是否定了必要的社会制约，过分地强调发展人的自然本性，这与正始玄学相比，这样的理想化社会根本不切合实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无君社会固然令人神往，但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去落实成具体的社会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空中楼阁，水月花镜，暂时慰藉一下失意者破碎的灵魂而已。更由于竹林玄学和庄子派的支持者们放浪形骸的生活令当时儒家文化的支持者非常反感，干宝著《晋纪总论》有：“风欲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读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查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5]因而有王坦之提出“废庄论”，其动机也是“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他认为“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因此必须“废庄”。[6]这也标致着庄子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破灭。
　　庄子思想具体去管理社会的方式破产了，但作为纯粹的个人主义却健全了，当然对人生困境提出质疑，已经进入独立思考、带批判性文化人格的特征，这种自由文人式的思想一旦被逸品画家所接受。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使他们的行为体现出与众不同的人格特征，当这些思考和批判思想与社会无法统一时，思想深处往往无法避免地蒙上一层消极的暗纱，庄子在强调这种批判精神时，认为必须在一种与社会游离状态中保持清醒与人格的独立性。认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7]以致能达到“致虚极，守静笃”的内省状态。他认为通过精神的专一与内省能够达到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传统绘画的审美，特别是逸品审美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样直接将主体的精神与天地之美两者间的审美关系提升到认识论的范畴，给逸品画家的审美意识直接提供了方法论式的理论资源。也给逸品意识在超越现实的困境中找到全新的出路。因为对社会提出批判性置疑必然导致消极倾向的视角，而在这个视角上去思考又必然会导致与社会的对立。庄子美学思想的关注对象由社会转向人的本身。从人的内省净化来超越社会困境。是用一种“超越者”的姿态来取代“反对者”的形象，是通过内省来培育自我人格的修养，做到泯灭物我，是非、生死等对立的观念，放弃自己所持的原则，做到与外界的无功利、无侵害状态，即无所待的自由“逍遥”境界，只有“不从事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善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的“圣人”[8]才是理想人格中绝对独立的精神主体，他们不需要外界的支持也不受外界的制约。才能游乎四海之外，“以”超越者“的姿态进入”逍遥游“的境界。
　　严格地说，庄子所论述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只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而这种审美境界的修养过程进入到逸品画家的思维中，却在绘画作品中呈现出来了，他们不但将绘画功能的实现转化成文化价值的实现，而且把作为技术过程的绘画实践解构成与技术关系不大的精神层面的活动。也正是这种富于庄子审美特色的方法使逸品绘画的发展不断地从它所依赖的技术手段中超越出来，在绘画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寻求心灵的自由与超越，以及生命的逍遥与自足。
　　从这些分析来看，庄子审美思想和逸品意识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均以出世消极为切入点，并且悲观地剖析社会、人生并推向极致。但最终的结果仍具有积极意义。悲观是认为苦难，痛苦是无法克服超越的观念，而庄子和逸品画家在认识到人生的荒诞感后，提出怎么在虚无和荒诞中寻找出路，怎么超越虚无和荒诞，从而比简单的乐观主义更具有深一层次的意义，即积极悲观主义的意义。
　　庄子审美思想最大的特征是一种个人主义哲学，一种以个体存在为主题的哲学，他关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像儒家哲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庄子发现生命的满足永远是相对的，而只有精神从物质层面的满足中超拔出来，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达到”无所待“的”逍遥游“境界。其对待生命的态度则是超功利的、审美的。[9]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追求个体自由的文化特征，对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伦理注入强大的批判力量，它始终不断地起到分化与消解伦理道德所产生的对个人活动，尤其是精神活动的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进入逸品绘画的实践领域，直接指导和影响了逸品画家的思维机制；他们讲求个人心灵超拔与愉悦的文化本质与庄子所倡导的文化人格实质上是共通的。庄子精神中包含的以精神生命超越人生困境的基本方向，也给逸品画家在提升绘画中精神性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绘画的主体一旦进入了这种绝对超越的境界，绘画的技术性，教化性也就消解了。而人的本性、灵性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伸展。逸品绘画创作活动的过程也是寻求心灵自由与超越的过程。如果说绘画是自我精神与自由的表达。那么，个性化的性灵当然应该以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呈现。所以，在逸品画家那儿，”法“与”无法“”似“与”不似“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对人生困境的矛盾化解中获得主体精神的真正自由。这才是逸品画家的真正文化内涵与本质。
　　[注释]
　　[1]《庄子译注》，第35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同上，第402、403页。
　　[3]尼采：《自我批判的尝试》，引自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第275页。
　　[4]以上引文均摘自阮籍《大人先生传》。
　　[5]见《全晋文》，卷一二七。
　　[6]见《晋书》，卷七十五本传。
　　[7]《知北游》《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译，第56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8]同上，第84页。
　　[9]李泽厚先生认为”庄子的哲学是美学“，见《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著，第181页，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结论

　　艺术历史的长河永远在向前冲刷。回眸绘画史，我们能看到是一条长长的人名所联结的历史。这些人名在历史浪潮的冲刷下，犹如一块块凸现在河流之上的石头，沉淀下来并永恒地屹立着！这种促使他们能沉淀下来的力量是什么？是纯粹的历史偶然还是有其内在规律可寻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个问题的提出提醒我们对文化成果无论是西方还传统的使用和借鉴时，必须建立在对民族历史文化客观冷静地考察、分析基础之上，特别是将文化传统转化成现代意义时，更必须清醒这一点。
　　庄子美学对绘画的影响而言，一开始就对逸品绘画以很大的作用，因为隐逸文化的起源就在于庄子思想，所以逸品绘画的脉膊中已流动着庄子的血液。随着时间的流动，庄子思想渐渐凸现出越来越可贵的艺术精神。在追求个人自由的隐逸人格中，逸品绘画呈现着庄子主体精神的解放，在对”自由“境界的追求中不断释放并发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
　　“隐逸”思想迎合着极为复杂的人性基础及深沉的社会文化内涵，也正是这些因素使“隐逸”思想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或隐或显，时明时暗，构成了“隐逸”文化人格中难以捉摸而又真实感人的一面。庄子“无我故有我”的超越方式，从本质而言是一种极其自我的人生观。这种“健全的人个主义”（胡适语）流露出的思维方式比较独特，其观察理解社会和自然的方式具有独特的切入点。这样的思维方式给逸品画家性灵的真实显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因而逸品绘画风格都有其明显的不同精神张力，在中国绘画史上比较有个性特点，与西方的绘画基准——注重创造性和个性不期而然地相同！而且“逸品”画家并不是刻意地“希望自己与众不同”。而是自然而然地创造了自己的风格，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思维方式。
　　毫无疑问，无论古今中外的尺度怎样衡量，艺术创造的始终是以自我风格为核心的。因而，我们注目当今画坛，可见琳琅满目的新风格、新形式、新技巧。然而，在这个令人眩目的新风格中，我们毕竟缺少那些使我们心灵怦然震动的风格；令我们灵魂以强烈震撼的艺术风格。在这新风格林立的今天，你反而会感到丧失风格，没有风格。因此，我们对艺术仅仅追求风格就会产生风格，还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逸品”画家的作品风格来分析，可以发现在风格的背后是艺术家对世界的独特观察和理解方式。更进一步的是由于这种独立思考之后所选择的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又不是依赖于某个政治团体、社会组织而确立的。而是在他个人纯粹自由的意志和生活状态下，自然而然创造出来的。恰恰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是具有独特的风格，并给我们心灵上强烈震撼的艺术！
　　确实，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在精神上依赖于他人或组织，又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风格的！
　　然而，仅仅从具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的艺术家就可以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这样的结论是不够的。从“逸品”画家的审美思想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思考，人针对于社会、自然、宇宙而言，是极其渺小的，当孤立、渺小的个人想凌驾于万物之上显然是狂妄的，但是逸品画家把独立的、渺小的个人意志和思想锲入到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之中去思考，当渺小的个人融洽到浓厚的精神文化中，通过这种冥想体味，个人渺小的生命之躯扩大为、意化为无穷的精神之体。自我的存在和一种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结合成整体，理智地感受到个人存在也是一种无限时，胸襟就变得宽广了，一种渺小个人与自然深入感和高远的对人世超脱感就产生了，人的精神作为体现人具体存在的感性中摆脱出来的，净化为“逸”的无意念的精神存在。从而对万物本然状态返归，在生活情态上表现为对世俗事务的鄙弃，孕育出清高孤傲的自我，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性的提高。在这个高远的“逸”的位置上来审视人世，得丧祸福，穷达贫富就无足萦怀了，世俗纷扰也就化成心境的宁静。“喜怒哀乐不入胸次”了。
　　这样，我们从分析逸品画家审美思维过程中的几个层面中可以看到，艺术作品的自我风格源于艺术家对世界万物的个性化思考，而这样的个性化思考，必须交织在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大背景中才显得深厚、浑朴、沉静，才能显出艺术个性风格之感染力。渺小的个人意志和思想只能与民族的内在精神、传统的文化积淀相融合，才会具有自信和创造力。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现代游离于传统精神之外的主要原因，在对西方精神一知半解地追求，但又无法完全融入其中，对传统精神又失去其自信的当今年青人的精神背景下，任何风格的产生都有其浅显、单薄、纷乱、浮躁的特性，如何让自己在这混乱之中不被消亡呢？如何超越这争技斗艳的混乱之上呢？逸品画家与庄子美学思想中具有的那种超越功利及精神与现实的距离感，事实上已经给予了回答！在逸品画家作品中弥漫的超越社会、超越生死、超越感官物欲享受的、与宇宙天地同化的至美至乐的境界里，给我们留下了一片精神的和谐自足。在以个体精神的自由为出发点，主张把人的精神从“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的思想，给现代乃至未来，都会有重要的启示和作用。这恐怕也是逸品美学思想具有恒久意义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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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