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泉的人和画是个分裂的统一体。这话忒矛盾，你得往下看。

　　初识何天泉，是在他的画室，这个画室的位置值得一提。在喧嚣热闹的大广州，华南农业大学算是闹中取静，自成天地。而何天泉的画室正是在这幽静之地的深处，绿树扶苏，蝉鸣鸟啼。俨然一个遭遇江湖纷争、冲撞和对抗之后，重返田园诗般的回乡之境。当我推门而入，观望满墙的画作时，这一意象居然就理所当然地窜进了油画里，与画面合二为一了。

　　如果我们继续将这一意象映射到画家本人，那么，画家更多的心境和痕迹将得到印证。何天泉祖籍四川重庆，成长于中国西域——新疆，十年前来到广州，地域和文化上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心理位移成为其艺术创作的情感底色，也成为了我们进入其艺术世界的最佳入口。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身份焦虑。人类身份问题始终是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母体，比如源远流长的肖像画和自画像传统。二战之后，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身份问题越来越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当今日益全球化和跨国化社会，个体身份问题成为萦绕艺术家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话题。

　　“作为个体的我到底是谁?”、“我会成为谁?”、“我如何成为谁?”

　　显然，何天泉作为这个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一员，敏感的天性让他深刻地捕捉到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他所有的艺术创作都由此展开。他始终从自己的这一内在感受和体验出发，以一种内心的恒常与旷远去平衡对抗外在世界的激烈和动荡。在这一层关系的传达上，他的成长背景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三十年在西域的成长，造就的是一个北风凛冽的汉子，天高地烈，高原雪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早年何天泉在这样的天地里用画笔描绘这种壮美和辽阔，万物如斯，亘古不变。他与周围的世界浑然一体，不曾有半点分裂和区隔。但命运的车轮将他载入了南方——广州，于广袤的新疆西域而言，这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坐标，但它却指向了当下最鲜活的现实空间。在这样一种现实空间里，充满了喧闹幽暗、凌乱无序、转瞬即逝、鸡零狗碎。之前盘桓于脑际的，那个整全统一的世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破碎、瞬间和不堪。现实就是，何天泉需要在这种破碎和不堪中重新展开他的生命叙事，他会如何延续自我?或者说，在新的地理和文化空间里，他如何弥合心灵分裂的伤痕，重新找回那个完整的自我?何天泉展开了他旷日持久的追问和探索，在精神和现实两端，我们瞥见了他所有的困顿和踌躇。

　　身份的焦虑给何天泉带来了来自于空间、时间、及心灵的三重困境。可以说，何天泉是在这三重困境的天井中，把自己彻底放逐，然后再独自走上了艰难的灵魂回乡之路，在这个遥远的征途中，不断的调试、重叠、移位，以寻求精神的修复和重生。

　　从西域到南国的大范围迁移，破坏了何天泉在新疆长期生活所形成的空间稳定感。三十年的成长，西域北国的地理坐标早已在脑海中根深蒂固，这个时候他与周围的世界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的，他愉悦的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寄其中，乐此不疲。他早期的画作中对西北戈壁沙漠有大量的描摹，早期的何天泉是新古典主义的忠实信徒，在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理性执拗中，描摹着周遭的世界，无论山水、人、物、风景，皆求高贵单纯、静穆伟大之境。灰灰黄黄的调子处理、细腻内敛的肌理表达，构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纯然世界。天、地、人、神各安其位，艺术家此刻是完整的。

　　而南国广州带给艺术家的感受完全不同，南方的湿润葱郁、生机盎然与西北的广阔苍凉、大漠孤烟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感受的迥异直接带给画家某种心灵上的分裂，作为独立的个体，艺术家需要在这种急促的转换中重新安置自己的灵魂，在一种离散移居和背井离乡中，去重新找回自己心灵的归宿，一方面，他得适应南方喧嚣、市井的生活，体验着他乡异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一种文化和身份的认同焦虑又时刻萦绕脑际，这双重的压力使得艺术家的回乡之路充满了张力，这种张力促成了画家画风上的转变，在他的早期作品画面中还算具体可辨的物象，因为空间距离的拉远，慢慢变得模糊和抽象起来，幻化成为若隐若现的肌理和符号，这些符号中有故乡亲切的呼唤，比如故乡那隔壁旷野中茕茕孑立却伫立千年的寺庙和石塔，也有近十年来这一个南方都市所带给他的节奏和不安，比如城市里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所寓意的城市意象。这两种力量碰撞交融，一并构成何天泉近些年来的艺术创作和生活旋律。

　　德国艺术史家沃林格在论述抽象艺术时说道：“抽象冲动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的内心不安的产物。”何天泉遭遇外在地理坐标的变迁，为了从外在变化莫测的偶然性世界中抽离出来，他越来越转向使用抽象的符号来表征自己内心乞求稳定的渴望，这使他一下站在了19世纪中期西方印象派所处的时代节点上，但他绝不是要用绚烂的色彩去拥抱新的世界，而是从自己的浪漫主义情怀中生发出存在主义哲思，以非理性来对抗这个被工具理性彻底异化的世界。从近几年的画面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种变化，原本清晰的房屋、道路、山坡、梯田被细胞组织状的色块所替代，但调子上的灰蒙使画面始终笼罩着一层忧虑，无法释怀。何天泉在用一些混蒙的色彩形状在极力编织内心那个依稀可辨，却又无可奈何日益远遁的家园，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得了心灵的安息之所。

　　生活空间的位移所带来的变化，实际上又与传统和现代性的矛盾深刻交织在一起。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和闲逛者，在19世纪的巴黎站在街头所经历的古今之变于今似乎完全在中国这一代艺术家身上重演。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已经沉淀出一个超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但这种稳定结构在20世纪遭遇了最为强大的挑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对传统的冲击前所未有，何天泉所经历的变化实际上恰恰也是这个时代背景给他强加的巨大烙印，在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洪流裹挟下，艺术家那颗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心若无源之说、无本之木，永恒的飘荡在虚无的罅隙中。于是，绘画俨然成了何天泉抵御外界变幻、抵达心灵彼岸的绝佳工具，由此看来，他的绘画日益遁入抽象和内心就完全变得顺理成章了。他站在一个喧闹迅疾的现代都市，却怅然所失地回望昔日的家园，把城市的节奏和苟且一并化入了与故乡的深切怀念和对望中，何其壮烈!何其哀婉!

　　当代油画的面向已经相当丰富和多变，艺术家们可以在无数历史资源中寻找自己的创作理路，也可以在于现实的激烈对撞与近身肉搏中杀出一条血路，还可以稍稍推后，把现实和理想作一番调和，既脚踩大地，又仰望星空。何天泉无疑选择了后者，他没有拒绝现实，但又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靠近，他把现实对他的种种刺激转化为一种往前眺望的姿态，把我们执拗地引入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世界。

　　不得不说，何天泉是个纯粹的人。他低调而内敛，是一个身居现代都市，却深具传统文人品格和东方情怀的艺术家。他在现实中与现代或者当代对撞，有所谨慎地观望着身边转瞬即逝的光亮和碎片，他在行进着;同时，又把自己投身于一个纯粹的艺术世界，在那里，他可以不断地回望和迷恋那一个宽阔旷达的西部精神图景，从中汲取养分，重新出发。

　　何天泉依然在艰难地跋涉，朝着理想，朝着未来。他画笔涂抹的，或许就是那一个全然自在的精神家园。

　　作为结尾，我想起了余光中的一首诗《呼唤》：“可以想见晚年/太阳下山，汗已吹冷/五千年深的古屋里/就亮起了一盏灯/就传来一声呼叫/比小时更安慰，动人/远远，喊我回家去。”

　　吴毅强浙大艺术史博士(策展人)

作者：吴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