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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的复归——王海滨工笔人物画近作印象

2015-06-26 15:50

  对于一个画家而言,总有一种萦绕心际挥之不去的意象或者气氛,他一直试图在创作中靠近,使其逐渐清晰、具体地呈现出来。近十年以来,海滨就一直在画中找寻一种特别的味道。那种感觉既关乎视觉,又直通内心,既凝聚着宗教般的普世精神,又直接关系到工笔画的当下表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传统工笔画的语言来表现那种“薄而厚”的感觉,从而实现跨越古今时空与不同媒材的贯通。

  传统工笔人物画往往更为强调线条的轻盈弹韧与色彩的通透匀净,常讲求敷色罩染与平涂颜色的薄透,水分也重在控制,形成了精谨雅致、收中求放的审美价值体系。海滨曾在中央美院求学期间,通过对于宋代花果题材作品的系统临摹,深入体悟到宋画中的严谨、端严、微茫的精神,继而又为“明人肖像”系列的具象写实所深深吸引。同时,宋、明工笔画的那种理性、细腻与精微,又使海滨的视野逐渐放开,以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度痴迷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物肖像画、尤其是尼德兰肖像绘画的静谧与带着宗教情绪的厚重感。这种“厚重”一方面来自于虔诚笃定的创作心态,一方面更直接源自画面本身的材料质感,确切的说是那种“茸厚感”。正是这样一种“茸厚的凝视”,如同以画笔抚摸出的印迹,使他心醉神迷,并期冀以传统工笔的手法,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局部入手,通过对于某种传统的重拾,一方面来抗衡工笔表现所容易陷入的甜俗与浮薄感,另一方面也以那种精微而浑厚的笔致肌理,来实现作者想要追求的朴素而丰富的“心理质感”,以超越媒材层面的、物理性的触觉质感。在他看来,尼德兰肖像画对于人物形象的平面化表现与多遍罩染的透明画法,乃至对于轮廓线的微妙处理,与“明人肖像”系列的平光光源下的面部结构的写真表现有着深刻的相通性,都强调对于人物形象的内在精神的发掘与平面性的概括归纳,从而凝聚为某种以轻载重的敦厚、沉静与质朴。

  这种对于工笔画的“厚味”的探索和追求,在海滨多年来的工笔人物画创作中一直隐约可循。在他前些年创作的都市农民工系列作品中,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贴近式关注,聚焦日常人物的神情细节,使得海滨笔下的城市民工与市井民众形象在不经意的瞬间,透射出一种亲和而悲悯的观察力与感染力。在那一时期的《车站》(2006)、《进入市区》(2006)、《兄弟》系列(2009)等作品中,他将那些日常的都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面孔直接而具象地移入画面,以简洁明快的工笔画语言与纪实性的视角再现了一个社会阶层的众生相,他的朴素的初衷正如其创作独白中所言,“我希望他们纯粹而不温吞,希望传达出他们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精神的力量,希望塑造每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海滨始终保持着对于那种质感的敏察与渴望,这使他越来越不满足于都市题材浮光掠影式的描绘。应该说,虽然表现都市农民工题材使海滨在国内画坛得到广泛的注目和认同,成为这一题材的中青年代表性画家,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于那分厚重感与单纯性的追寻。

  如果说以表现农民工为主的“城市边缘人”系列展现了海滨以某种“现实之眼”对于喧嚣错综的城市文化的观照,开始以工笔画的方式探索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肖像绘画的表达,那么近五六年来的“高原”系列则试图传递一种沉静肃穆的精神,在更为契合的题材中深化了这一沉潜十余年的实验与追求。海滨自言“这两个题材,我都想把他们画的深邃、厚重、质朴与崇高”,而相形之下,高原藏民的形象表达,也许更为贴近画家心目中的那份浑厚。

  说这一题材更为“契合”他所追求的意象母题,一是因为与尼德兰的肖像画一样,海滨以工笔画的语言表现藏民肖像,同在宗教精神的濡染之中,以“长镜头”式的视角表现人的沉思。如海滨与王瑛合作的《云端》系列(2007-2012)、《田园》(2010)、《尊者》(2009)等,画面贯注着某种凝神静气的、入定般的寂寞与沉着;无论从表现技法还是画面氛围,均已与他十年前的《吉祥西藏》(2004)、《憧憬》(2004)等画中富有浪漫主义的梦幻感形成了对照,向现实主义的风格表现迈进了一大步。二是对于因由高原藏民生活的相对封闭与隔绝,高海拔的地理环境和冷峻严酷的气候条件,所形成的藏民外在形象与内心精神的塑造。如在《黑衣人》(2006,与王瑛合作)、《远方》(2009)、《吉祥西藏》(2009)、《云端2》(2009,与王瑛合作)等作品中,海滨以近距离逼视的角度,描绘长期生活在高原上风蚀日晒之下藏民面颊肌肤的粗糙与赤褐色皲痕。值得注意的是,海滨对于“高原红”的质感表现的兴趣,甚至超越了人物肖像本身的,而带有某种“静物”式的对象化的观察,以及对于矿物色颜料等工笔重彩媒介材料的表现力实验,从真实的视觉细节中归纳、整合,并与传统的表达形成一种奇妙的汇合。

  正因为远离了都市题材与社会问题的重重反思,剥离了作为社会人的角色自省与批判性“意义”的负重,使海滨在高原藏民的静态肖像中找到了更为集中精力地、反复体察地向某一方向聚合的发力点,这显然加强了作品的研究性与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或者说,正是对于某种“丰富的单纯”的重返,使他在面对高原藏民这一已在20世纪近现代美术史上名作迭出、独具魅力的题材时,依然可以超越视觉形象与民族风情的叙事,而直奔工笔人物画的精神发掘与质感表现这一主题。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得以探入对于人性的普遍意义的思考之中。

2013年岁尾于北京

作者: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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