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艺术家的曹斐，语言表述极其生动，可以让人立即与她作品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联系起来。从虚拟人生、嘻哈文化、cosplay、电子游戏到多媒体移动影像，曹斐的创作始终敏感地捕捉到了流行文化、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三者之间交错的兴奋点。她在过去十多年的创作中尝试了多元的手法，融合纪实、虚拟、超现实主义、流行美学等多重风格，不断以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社会的巨变为题材，将都市传说与末世想象相糅合，时而绚丽，时而阴暗，时而诗意，时而生猛，但永远都不乏趣味性和挑战性。

　　近日，正值曹斐的重要回顾展在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PS1展馆开幕。同时在英国伦敦，第六届华语视像节(Chinese Visual Festival)联合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举办“曹斐：一场游戏”回顾影展，首次在英国联合展映她2000-2015年间创作的八部移动影像作品，包括《链》、《嘻哈广州》、《角色》、《中国翠西,我. 鏡》、《东风》、《乐旧.图新》、以及《La Town》。同时，曹斐也和策展人湛旭华合作策划了“影像珠三角”单元，展现过去十几年间，以广东珠三角地区为基地的影像艺术发展生态和其反映的社会变迁。其中包括90年代广州实验团体“大尾象工作组”创始人之一陈劭雄的作品《风景-2》;欧宁、曹斐、黄伟凯等以“缘影会”名义制作，反映广州城市化的《三元里》;胡向前以幽默而尖锐的视觉艺术创作的《蓝旗飘飘》;周滔以生活中琐碎片段重构的《1,2,3,4》;秦晋探索个体与命运关系的《二十九年八个月零九天》;以及黄小鹏结合舶来文化审视影像错位和文字误译的《我的那颗红色的和明亮的心》。

　　笔者近日在纽约参观了曹斐个展之后，又在伦敦BFI就曹斐的回顾展映做了专访。

　　曹斐在BFI展映现场

　　朱=朱晓闻

　　曹=曹斐

　　朱：你正在纽约MOMA PS1举办个人回顾展，此次是什么契机使你决定将作品带到伦敦展出?对于伦敦的观众，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曹：我跟这个项目的策划人湛旭华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今年华语视像节已经是第六届，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谈这个项目，所以刚好就在PS1我的个展期间，借这个时机去做这个展映。至于伦敦观众，其实我在欧美展览更多，当然英国也是欧洲，但我更多的展览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我希望这次不仅向伦敦观众介绍我自己的作品，也和湛旭华一起通过“影像珠三角”这个放映项目，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影像在英国的知名度。

　　CVF 2016 DAY ONE, WEB RES, After Screening Coversation

　　朱：你的创作在流行文化和图像之间自由转换，跨越录像、声音和跨媒体等多种媒介，你多元的创作风格中既有写实的，诗意的，也有虚拟的，你觉得这些不同的手法和风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作为一名艺术家，你如何自由地在这些不同的风格之间进行转换?

　　曹：其实对于影像艺术家来说，所谓风格并不是像绘画风格那样，绘画可能需要一大段时期内发展自己的风格，但作为电影导演或影像艺术家来说，她的风格来自方方面面的影像，不单纯是画面本身的，还包括了我关注的社会化议题，比如城市化进程等问题。所以这些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是美学方面的，一方面来自艺术家关注的题材，比如现实里面的超现实，非人工的超现实。这些是中国现实图像本身所提供的，所以你说的风格形成我觉得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The Fashion of China Tracy, 2009

　　朱：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你作为艺术家的敏感，你怎么把它捕捉了，再呈现出来。我觉得你的创作本身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具有原创性，似乎很难把你归到某一个流派或某一组艺术家里面，特别从PS1的个展来看，你在创作的不同时期都很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进程的兴奋点，并通过你自己的视觉听觉语言呈现出来。

　　比如这次在BFI的放映会包括你早期和近期的作品，显示出你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会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层面打交道或深入接触，例如通过“人民城寨”这个项目，你认识了很多IT界的人士，而在对珠三角的研究中，你和《城市中国》持续了密切合作，也受到了社会学研究的启发。能否谈谈作为一名艺术家，你自己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你的创作主题和手法怎样受到中国当代现实的影响?

　　曹：我生长的时代还是遇到了很多契机，这一方面是时代的契机，也就是所谓最大的转变。比如，如果我今天才毕业，开始从事当代艺术创作，这个语境肯定是不一样的。当时是在最蓬勃发展的那几年，另一方面，当时的当代艺术再次被引入中国，比如侯瀚如老师在2000年做的上海双年展一直到2005年在广州做的三年展，还有刚才你说的《城市中国》，欧宁老师做的“缘影会”，其实那个年代是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感觉。面对中国新的“造城热”，这种紧急的发展状态产生了很多思想家、建筑师，还有当代艺术策划人针对这种状况的发声。所以我很庆幸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学习以外，这种大环境为我提供了很多知识框架的东西，这种东西可能会给我一定的支撑，所以这种吸收对艺术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当然这是时代提供的。

　　Whose Utopia series, My Future is Not a Dream 03, 2006

　　朱：你刚才说的，现在的时代环境和10年、20年前非常不一样，那么现在的时代环境对你来说是新的挑战，还是可以继续为你提供灵感?

　　曹：其实说回珠三角这个小范围，有“观察社”、“录像局”这些新的形态，是时隔15年之后产生的。有老人，有新人，有接力的人。但是中国已经没有像15年前那么热地被讨论了，比如全球对中国作为经济中心的乐观想象，现在我们国家都在说“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增长指数不是原来那种翻倍式的，反而是一种未来的长期的常态，这就跟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激烈的社会问题不一样，也没有那种新反差对艺术家创作的剧烈刺激，所以现在(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缓慢期。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做《Second Life》里的虚拟社会的时候，像你说的，认识了很多IT行业人士，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网络行业的投资者，还有像增强现实、VR等各种我们所谓的“圈钱”项目，还有很多新名词，比如“孵化器”、“创想”等等。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第一波互联网捞金热，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到现在经济滑坡期，又出现很多抛售的新概念，让人进行新一轮的资本整合。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虽然无关当代艺术，但是另一种社会前沿的走向。

　　当代艺术方面当然也有变化，你会发现出现了很多本土的收藏家，还有各种民间机构，所以整个生态跟十几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很简单，比如大学里面艺术系的学生，在快毕业的时候，就在想如何进入画廊，如何被画廊代理，但在我们的时代，根本不会想这个问题，觉得这种问题离自己很远。而现在，很多学生做出的作品已经很成熟了，起码很像作品。

　　Storage Box, Vest with Suspenders, 2001

　　朱：你的作品折射了过去20多年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你觉得自己会一直从中国当代现实中汲取灵感吗?作为一名十分成功的艺术家，你会不会在某一天选择离开中国?这个问题本身也包含了中国当代现实的一部分。

　　曹：目前还是会留在中国，因为我的工作、展览需要会让我在不同地方走动，但是比如我先生是新加坡人，所以也可以去新加坡居住，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我感兴趣的，包括能为我提供很多创作能量的地方，有兴奋点的地方，还是中国的现场。我再次回到南方广东的时候，会依然有一种鲜活感。

　　朱：此次在BFI你还和策展人湛旭华一同策划了“影像珠三角’单元，展现以广东为基地的影像艺术发展生态和其反映的社会变迁。你认为其中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有什么不同的社会及美学意义?作为策展人的身份会让你在选择作品时有什么不同于艺术创作角度的考量?

　　曹：珠三角的影像有一个特点，就是很生猛。和北方，或者说长江以北的地区比较，它会有自适、自制的状态。另外，南方有很多地域化的议题，像《三元里》这个作品，还有胡向前拍摄的民间继承人，以及做跟“选举”有关的作品。南方人本身很远离政治，还有就是艺术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根本屁都不是，在北京你说搞艺术，老百姓还能明白，有时候我出去拿个相机拍东西，别人还能知道你搞艺术，在南方(珠三角)根本不可能，他们觉得搞艺术就是画画国画，反正整个生态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伦敦做影像节，比如说“中国影像”，大家会有一个概念，但珠三角是整个中国的南部，是很地域化的，就比如把洛杉矶的影像带来英国，要告诉外国人区域文化的差异，在他们大分类还没搞清楚的时候，提出一个更地域化的概念。所以这次提供了可以让英国观众感觉到这个区别的机会。

　　Cosplayers series, Nada at Home, 2004

　　朱：这次有很多观众是在海外生活的华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概念还是一个比较官方的概念，所以在这边反而可以接触到特别具体的，地域化的分类。

　　曹：是的。

　　朱：你的新作《La Town》无论在观念还是执行上都显得比以往的作品更为复杂、多层次、耗费心力。影片的黑暗风格、实验的配乐、镜头的变焦移位，都呈现了十分精巧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这部影片也比你的其他影像作品更像电影，而不像录像。这一风格的转变来自怎样的构思?你在创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曹：确实创作这个作品很费心，特别累。去年这部影片被选入BFI伦敦电影节的实验影像单元。2014年底，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到我的工作室看样片，当时还没剪完，没看几分钟，他就问，你是不是准备要拍电影?他很敏感，因为他们全世界看作品。我也给我一些搞电影的制片人、导演朋友看，他们说，你已经完全ready，可以拍电影了。对于我来说，其实这种影像语言的借用，以及影像质感的东西，是一直有兴趣的，但这不完全代表我要去拍工业类型的电影。

　　曹斐作品《La Town》截图

　　朱：但风格上它也有点像广告片。

　　曹：这个就是跟我早期参与广告制作的实践有关。

　　朱：很多西方录像艺术家对于录像和电影的区别会看得很严格，可能永远都不会进行电影的创作，比如他拍了一部作品，如果有人说像电影，他可能会问，你怎么能觉得这个像电影呢?他们可能有一种更加固定的观念，什么是电影，什么是录像。

　　曹：你看La Town的时候，你觉得是偏电影还是偏录像?

　　朱：我觉得无所谓，不需要去界定，我觉得就是moving images，但肯定是艺术作品。

　　曹：对我来说就是moving images，所以放在美术馆是成立的，但是放在电影节好像又缺点什么，就好像《霾》这个影片，放在美术馆很受欢迎，至今反馈非常好。但是我给电影专业人士看，他们会觉得好像前五分钟需要一个高潮，如果参加电影节还需要再加点对白，起承转合，就是电影模式里的东西，或者说太散了。他们进入不了我们当代艺术对moving images的理解，判断完全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电影不电影无所谓，最重要的还是要拍得如你所愿，而不是说，如果电影工业是这样一种框架，一定要去那样拍，我觉得没意思，所以录像艺术应该破除这种边界。像这次《影像珠三角》的作品，都是所谓很录像艺术化的作品，不是传统的短片这种格式。

　　曹斐作品《La Town》截图

　　朱：我在PS1看《La Town》的时候，我是从头看到尾，我觉得很好看，没有那种看影像装置的时候，随看随走，当然我觉得音乐的贡献也很大，把整个节奏都抓住了。还有就是你前面提到的VR，你作为艺术家，会不会想尝试虚拟现实的创作?因为它的叙事肯定不是线性的，似乎可以比较符合你的一些理念。

　　曹：有机会肯定会的。因为像Second Life刚出来的时候，07年的时候，很多人在里面拍电影，在里面搭西部牛仔的场景，动用里面的化身，拍短片，当时我就觉得这样子谁都可以拍。所以说重要的是我怎么拍得跟别人不一样，怎么跳开媒介本身。VR我是很感兴趣，但还没有机会去接触到最核心的，只是在国外尝试过，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技术成本相当之高，需要别人协助完成，也需要了解它的limit在哪里，所以还需要研究了解。

　　朱：关于《La Town》的最终结局在美术馆，你曾说：“这跟今天我们完全被标签化的生存有关，无论是政治还是恐惧，哪怕僵尸摆在橱窗里观众也是擦肩而过。这也是今天我们与美术馆的关系，或者我们跟切肤之痛的关系。”能否谈一谈你作为艺术家和美术馆的关系，你今天的创作是否会有意识地对这种关系做出反应和评价?

　　曹：其实当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关系，因为艺术家在系统的内部，在全球不同的美术馆展览，各大双年展也使用各种时代的标题做各种展览，但是一方面你又很怀疑这种主题性的问题能够提出什么问题，因为它们被橱窗化、标签化了，这时候作品就好像新闻，隔着电视屏幕、手机屏幕，好像切肤之痛，跟我们很近又很远，因为这种信息太多了，我们反而就被隔离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当代的现状，美术馆也是这种现状，我拍来拍去，无论恐惧还是什么，其实都是很安全的东西。

　　曹斐作品《中国翠西》截图

　　朱：作为目前在国际上少数可以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女性艺术家，同时你的创作是不限定于女性视角的，它也是全球化的，你曾经说过，每个艺术家都在给策划人提供一个理解世界的理论体系，虽然策划人是一个独立角色，他也要通过艺术家提供的各种线索，去不断地沿拓他对世界的理解。能否谈谈作为一个非常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你怎样在国际艺术界也好，策展人也好，对你的期待值中打破某种固定的理解，继续自己原创性的探索?

　　曹：其实每个艺术家的敏锐点都不一样，比如之前在蛇形画廊做个展的Simon Denny的作品是模仿科技生态的，将当代人类对科技的迷恋通过装置的形式呈现，那我很期待现在的柏林双年展，由非常年轻的纽约策展团队DIS策划，里面大量关注了跟后网络艺术有关系的艺术家。我觉得艺术家关心的议题是很多元的，有使用传统媒介的艺术家，也有对时代发展非常敏感的艺术家，我觉得艺术家应该为策展人提供更鲜活的案例，可以重新表达世界的理论支持。而策展人的选择可以让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朱：你觉得现在的创作还有没有冒险的感觉?

　　曹：怎么说呢，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大部分作品从早期到现在，可以看到艺术语言上的一致性，比如《三元里》是纪录片式的，而《谁的乌托邦》是社会实践式的，其实不同的议题也不算是risk，但当然我希望每次创作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重复做一件事情，一种风格。对于画家来说，可能复制一种风格像禅修一样，需要不断练习、推演。但我的项目都是有关存在，和当代社会的情境有关，所以我必须动起来，去参与、走进去。所以很不一样。

　　现在我做的一些社区研究，我需要穿街过巷，就跟以前《三元里》很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像十几年前一样，就是保持research的这种基本的能力，要走进去。今天很多年轻艺术家，由于电脑技术很便利，对着电脑就可以创作，video完全是电脑创造出来的，甚至是大量合成的。但我们依赖技术以后会越来越懒，所以保持这种步行、走动、田野调查的方法是很接地气，也是需要保持的。以前画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生，需要走到乡下去体验，今天我觉得不能完全断裂，只靠媒体接受信息，再用媒体表达自己，其实后网络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必须保持跟现场的黏性。

　　曹斐与策展人湛旭华、Chris Berry

　　朱：能否介绍一下现在的新作品?

　　曹：新作品还不能介绍，明年吧。不过其中包括那个宝马项目。这个月底我要去宝马华晨工厂，在沈阳，所以我特别特别期待。之前《谁的乌托邦》在西门子工厂拍摄，所以我对工厂还是很有情结的。我对这个宝马汽车项目很期待，因为通过品牌可以看到更内部的东西，借助这个机会走进去。我希望可以看到汽车产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重要的工业之一，代表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对我来说这个很有意思。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朱晓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