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先生有深固的西画的根底, 同时更深入国画的堂奥, 从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 显然富有一种极大的创作感, 他既不愿以纯粹的西画以绚其长, 更不愿以陈旧的国画作风去倒钻牛角,他认识中国绘画内在精神的可贵, 同时更深切认识到的热情奔放的时代精神之必须发扬, 他以西画作躯壳, 国画作灵魂, 以西画单纯明快坚实浓郁的技巧, 来表达国画恬静洒脱淡雅超逸的神韵, 企图创造一种时代的, 前进的, 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新绘画。但他决不是“ 折衷主义” 者, 因为他的目的在创造。

——郭沫若《关良艺术论》

▲ 关良

　　关良 ： 大巧若拙 得意忘形

　　关良为广东番禹人，三岁便读私塾，并在课外之余对古典小说和戏曲萌生兴趣。1917年，关良随兄东渡日本，几经周折从化学专业转入川端研究所，师从藤岛武二学习油画，后转入太平洋美术学校。在日期间，他认真研读古典大师，从丁托列托到达芬奇，在画作中寻找运线造型的特色，并不断提高对角度、光线强弱、调子与画面质感的要求。随着西方印象派为日本画坛吹来新风，高更严肃静穆的秩序感与装饰性、梵高造型与色彩的表现力、马蒂斯单线平涂的现代张力，以及浮世绘版画的东方情调等都给关良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深悟“走出画室”的重要性，不断反思自己，逐渐形成个人风格。

▲ 关良与戏剧大师俞振飞、童芷苓合影于20世纪70年代

　　与此同时，20世纪上半叶动荡的时局也令关良忆及年幼时无忧的观戏印象，他开始认识到京剧才是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并抛开自古以来对戏子的世俗偏见，把戏曲人物作为文人画的取材内容，成为此科的开山者，自此他出入各大戏剧舞台，带回大量戏曲人物速写，为日后创作积累了鲜活的素材，他说：“眼磨亮了，把角色、演员两层心灵都读透，由通而化，水到渠成”。 随着对戏曲学习的深入，关良的戏曲人物从起初的呆板、生涩到开始从情节考虑，以静写动，从静态写生转化为动态的戏画，但他并未拘泥于具体的情节表现，而着力于对其理解和感受，并向传神靠近。为此郭沫若曾题道：“良公画舞台人物，可谓惟妙惟肖......盖亦写人生舞台面乎!”。

　　本次上拍的四件关良佳作，均是艺术家六七十年代的创作，相较于早期作品，此时的创作更显纯熟老辣，且带有浓烈的时代风情。

关良 红灯记 67 × 54 cm 1965年 纸本 彩墨 来源：得自艺术家家属。

　　1965年的作品《红灯记》，描绘的是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当中的剧情内容。结合作品的创作时间，我们可知该作品乃是艺术家在特殊时期对特殊题材的艺术创作。然而即便如此，该作品依然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作品中人物的表情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人物的姿态体现出画家扎实的造型基础。线条流畅，设色干脆，不拖泥带水。

■ 关良 缅甸舞蹈 69 × 55 cm 1970年 纸本 彩墨 来源：得自艺术家家属。

　　1970年的《缅甸舞蹈》，是画家用中国画的材料创作的异国舞蹈题材。作品中的舞者表情认真，右手摆在胸前，左手提着腰间的丝带，双腿微微弯曲，步履轻盈，整个人收放自如，张弛有度。体现出画家对舞者动作的细致把握。

■ 关良 墨西哥舞蹈 66.5 × 44 cm 1979年 纸本 彩墨 来源：得自艺术家家属。

　　而1979年的《墨西哥舞蹈》，画家不仅对人物的舞姿、随舞步轻扬飘起的舞裙有着生动的描绘，还抓住了西方人独特的外貌特征：白皙的皮肤，浓眉大眼，以及高鼻梁。郭沫若曾这样评价关良的作品：“日本有浮世画，写当世风俗，为西人所重视。吾国画艺，多避现实，良公盍亦写人生舞台乎!”由此可见，关良的水墨戏剧人物画，发展了用水墨表现社会现实风貌的艺术理念。

　　■ 关良 齐天大圣 133 × 66 cm 1970年 纸本 彩墨

　　1970年的《齐天大圣》，人物动作更加夸张，富有动感。而大圣的眼睛，最为传神，坚定中带有一种锐气。戏服大红着色，兼用飞白，体现出戏剧舞蹈的力量感。同时，鲜艳的红色与“今日欢呼孙大圣”的标题亦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该作品同样具有艺术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点。

　　李苦禅称关良的绘画“得意忘形”，所有的概括与变形都是为了写神，点出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至高境界。20世纪以来，众多艺术家不断尝试超越形而表现朴素的自然观，然而这种“不似之似”的变形与夸张需要长期的艺术实践和审美积淀。中国绘画讲究玩弄笔墨，实际上就是身体、心境的合一，关良绘画的拙朴和稚美就源于其对还原本真、“大巧若拙”的追求，从艺术技巧的“巧”回归到浑然天趣自然的“生涩”，带有返璞归真的哲学思想。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