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当前的艺术史写作，无论是宽度、深度还是数量(题材、艺术家或作品个案、形式、跨时代和跨学科的联系等等)，都形成了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但相反，我以为，如果中国艺术史只是简单地拘囿于对古文的翻译、对考古新发现的猎奇，是难以产生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艺术史的。因此，新时代撰写中国艺术史需要新的观念、原则、方法和内容。

　　长期以来，有些中国艺术史家并没有将作品的演进作为中国艺术史叙述的主体，而是习惯于从艺术的外部进行描述。这从根本上掏空了艺术作品在艺术史写作中的核心作用。艺术作品不仅是对历史遗留的客观记录，更是作者对社会观念、审美追求的物化体现。脱离了艺术作品的艺术史，忽视了对作品分析、研究的艺术史，也缺少艺术审美体验，难免给人以隔靴搔痒、空洞乏味的感觉。从外部来看，中国文化的传承、变革，艺术作品的呈现是最直接、最具体的。尽管我们的艺术作品浩如烟海，但可惜的是，某些艺术史家却难以对它们做出文化时空上的价值判断。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某些艺术史写作并没有科学有效的观念、原则、方法以及上乘的内容。我认为，艺术与科学、人文三者之间是独立平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人们的观念中，艺术只是科学、人文的附庸、跟班。艺术的发展不受重视，艺术史的撰写也不会受到高度重视，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艺术的一种短视、偏见甚至无知。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艺术史是提供给大众消费的一项基础的文化产品。艺术史的撰写需要明晰的立场，即需要回答为谁写的问题。在撰写艺术史时，某些写作者大多站在研究者的角度而不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中国艺术史的作者应既是思考者、研究者，也是传播者，因此，受编写者的审美水平、历史观念、史学方法、写作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他们撰写的艺术史常常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艺术史写作中，有关艺术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核心内容都没有予以清晰的界定，例如“艺术”一词的概念、范畴、类别，艺术创造与艺术传播的原则、方法等等。这些不但弱化了我们对艺术史、艺术作品价值的认识，也弱化了艺术史在社会公众教育中的作用。

　　某些中国艺术史写作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规划性。所谓科学性，就是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要解决什么问题，例如艺术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军事、科技等等之间的关系。所谓系统性，就是艺术史写作的艺术种类，如建筑、雕塑、绘画、手工艺等。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我们应该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的研究。在一些艺术史中，回避建筑、手工艺，单纯将雕塑、绘画作为研究主体，显然是不足的。所谓规划性，就是艺术史写作时空变化。在过往的某些艺术史写作中，对艺术作品简单化、概念化的分析，忽视了艺术作品包含的丰富的时空观念，对社会、审美、风格、语言、文化、观念等难有准确的勾勒。如果艺术史不能够对不同时空的观念进行有效的反映，那么艺术史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文化自信是需要背靠传统、面向未来、扎扎实实地做好相关工作来实现的。中国艺术史的撰写是一个重新梳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树立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一手伸向历史与传统，一手伸向现代与未来。用新的观念、原则、方法来撰写中国艺术史，讲好中国的艺术故事，这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在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路上必须面对和完成的重要任务。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吴士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