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有意违心的时候才会使用这种词汇：说话的人对该词有自己的定义，却允许别人对他说的话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乔治·奥威尔
近日，我收到了一间颇有名气的纽约画廊发的邮件新闻稿，宣布即将开幕的一场四位备受赞誉的艺术家群展。我对这几位艺术家并不熟悉（这对我来说也并不稀奇），于是我扫了一眼艺术家简介，希望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创作，但未能从那些文字中看出什么究竟。这却引起了我对艺术写作的思考。在此我粘贴了那篇邮件中一段极具代表性的文字：“（艺术家）不断钻研如何在对正负空间的巧妙使用中达到动态平衡，这也反映了他喜欢探索人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和谐，而画面中的线条是他对时间与动势的禅悟”——谁又能悟出这是在表达什么呢？
大卫·史瑞格里，《无题（我发明了…）》，2014年，Shapero Modern 画廊
每个知识领域都有一些内行人的通用术语：笨重却有些自大，意思含混却高度排他，就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人，陶醉在只有自己能懂的笑话里，全然不顾来客是否能够理会。我怀疑大多数阅读新闻稿的人都无法真正理解那些文字；我更不信这世上有人享受那种阅读体验。但艺术术语似乎在短时间内不会灭绝。作者阿利克斯·鲁尔（Alix Rule）和戴维·莱文（David Levine）曾经专门给这种艺术术语下了定义：International Art English（“国际艺术英语”，下文简称IAE）。鲁尔和莱文于2012年在《Triple Canop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大胆的文论，嘲讽了艺术圈可笑的说话方式（即IAE），此文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但6年过去了，我并没察觉到评论家与撰稿人在写作方式上有任何改变。
但现如今好的艺术写作并不是无处可寻，我可以不加思索地列举出优秀的写作者：詹尼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雷贝嘉·索尔尼（Rebecca Solnit）、戴夫·希基（Dave Hickey）、杰德·珀尔（Jed Perl）、托比·哈斯莱特（Tobi Haslett）、T. J. 克拉克（T.J. Clark）、杰夫·戴尔（Geoff Dyer）、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等。尽管如此，画廊开幕上的寒暄仍然听起来与IAE如出一辙，展览宣传文字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位画廊访客都能像马尔科姆写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那般干净利落。但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为何有如此多人对那些语意不明的行业套语趋之若鹜，动不动就是“被颠覆的时间性”和“被激活的空间”。
梅尔·博赫纳，《胡说八道》，2009年，Two Palms 画廊但鲁尔和莱文在研究艺术术语时，居然没有指出这是一个早已存在的老问题了。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就写了《政治与英语》；半个多世纪之后，只需替换一些词语，就可以发现鲁尔和莱文的文章与奥威尔的研究其实有着十分相似的论点。奥威尔指出的每一个政治语言的问题，比如“文字的义肢（verbal false limbs）”、“做作的措辞（pretentious diction）”和“空洞无意义的词（meaningless words）”，以上种种皆能在21世纪的IAE中对号入座。但看得出来，鲁尔和莱文还是做了许多研究，他们分析了大量的数据，而且这些资料都极具时代特色。他们还特别善于指出来自欧洲大陆的特殊词汇，比如那些衍生自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的糟糕翻译。还有许多看起来更复杂的说法，比如简简单单的“视觉上的”（visual）变成了“可视的”（the visual），或者更高级的“视觉性”（visuality）；“经验”（experience）变成了“经验性”（experiencability）。（一个经验之谈：在艺术术语里，“the“+xxx形容词，就大约可以理解为“xxx 这点事儿”。)
梅尔·博赫纳，《我不明白/我还是不明白》，2014年，Two Palms 画廊
而IAE的其他一些特性听起来就更加诡异了。比方说，艺术作品总是在做出动作：它们会”讯问“（interrogate）、”问题化“（problematize）、”质疑“（question）、”换置“（displace）某些事物......（或者像上文新闻稿里写到的"平衡"、"反映"、"探索"、"沉思"），但却无法如它们的创作者热切希望的那样，达到某种革命性的政治目的。像“激进”（radical）、“自治”（autonomy）和“颠覆”（subversive）这样的词语，在艺术写作中屡见不鲜，但却经常出现在不恰当的地方。奥威尔写道：“人通常在有意违心的时候才会使用这样的词汇：使用者对该词有自己的定义，却允许别人对他说的话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
但也许我们无需如此认真地研究艺术术语。“阅读艺术写作的文字内容往往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由这些术语建立起的权威。”鲁尔和莱文写道。购买艺术品一直都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与之相伴的，便是谈论艺术。IAE聚合起了社会中那一小撮最光鲜富有的群体，将不够辨证的大多数排除在外。但也不是说艺术写作的文字内容就完全不重要了——那些通常无甚意义的内容，正有力地论证了当今文化精英们的现状。有怎样的形式就有怎样的内容：在令人头晕脑胀的语意不明，以及华而不实的动词堆叠之下，IAE成为了一门完美的艺术行话，怀着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侃侃而谈，但其实际影响却微乎其微。
如果想要IAE变得更易于理解，单纯嘲讽可能是不够的。毕竟，唯一能比艺术界之荒谬还要荒谬的，就是艺术界对自己的荒谬享受其中。在第7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获奖影片《自由广场》（The Square）里，导演用电影两个半小时的篇幅得出了“势利的艺术人士都是浅薄且虚伪的”这样一个震慑人心的结论。若不是享受荒谬，像《自由广场》这样对艺术圈极尽嘲讽的影片，又怎么会在被文化精英统治的电影节上获奖。鲁尔和莱文的文章的确引发了一些愤慨（最引人注目的是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艰涩冗长的回应），但它最突出的效果是让人们因荒谬而发笑。不难想象，那些忍俊不禁的读者中，许多都是熟练掌握IAE的人。
而且说实话，我们甚至不知道鲁尔和莱文是否真的想摆脱那些令人费解的术语——要知道，他们能获得如今的地位，肯定都曾写过自己的“经验性”。他们总结道：“即便IAE瓦解，我们也不要指望会开始流行更加中立和包容的全球艺术语言。更有可能发生的是，精英圈子会转而拥抱高眉而复杂的陈旧词汇，再度凭此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所以，或许我们应该享受如今堕落的IAE时代。”但这样一种得过且过无异于温水煮青蛙。请问以上这段话中的”我们“究竟是指谁？是那些获得了终身职位的学者、受益于此之后又反咬一口的人群么？
而这就是《国际艺术英语》与《政治与英语》间的关键区别。奥威尔殷切地希望能够摒弃那些自命不凡、晦涩难懂的语言——对他来说，简洁明了的写作就是在为获得个体自由作抗争。而鲁尔和莱文则满足于拿自己的同伴开涮，然后维持现状。可能比起上世纪中叶，现如今对批评的需求已经没有那么迫切了。的确，如今的许多艺术写作落入了闭塞且艰涩难懂的泥沼，艺术也一样。
人们常说现在糟糕的艺术写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或许不假——但也可能是因为比起从前，现在的艺术写作越来越多了。像所有其他行话一样，艰涩的艺术术语让外行人以为含糊晦涩即象征着智识与复杂，所以才站得住脚——但只要你仔细想想，就能发现这其中的荒谬。遇到这样的文字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去寻找那些真正有内容的评论家，阅读他们清晰流畅的文字，在那里，你不会被所谓“视觉性”之类的辞藻叨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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