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史上的双胞乃至多胞现象时有所见，大多为渔利作假，所选画作，或是名手杰构，或是画史名品；也有的是一稿多本，为了分付多人收藏。

《读书》杂志二〇一八年九月号刊载了朱万章先生的文章《袁枚到底长什么样》，谈到随园老人为人乐道的女弟子事，提及清人蒋敦复《随园轶事》中记载画家尤诏、汪恭曾合作《袁枚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谓：“该图曾有两卷，‘一为米脂高篙渔观察长绅所得，一为安徽中丞吴竹庄先生坤购于乱后，皆价费千金也’，可惜两卷今仅存一卷。”又谓“尤诏本藏于民间，曾于二〇一〇年现身于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其名称定为《随园湖楼请业图》”。

陆灏老师见文即来电告知，他早先便见过一卷尤诏、汪恭绘《湖楼请业图》，就是由佳士得拍卖行拍出而藏于民间的那卷，年前来上海博物馆，又在绘画馆见到首次在国内公开展出的馆藏尤诏、汪恭绘《湖楼请业图》，惊异两卷如出一辙，因嘱我略作考察。

关于佳士得所拍之卷，文物出版社曾出有刘如仲著《袁枚与〈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刊有清晰图版，于文字信息亦著录甚详，可堪比对，下文简称为“佳士得卷”，上海博物馆所藏即称为“上博卷”。

刘如仲著：《袁枚与〈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文物出版社2015年）

图中主人袁枚即大名鼎鼎的随园老人，文名与纪昀相埒，合称“南袁北纪”。他为人放浪形骸，好美景、美人、美食，生前即以名士才子气派名满天下，身后却也招致“鄙俚浅滑”“轻薄卑靡”的评价（朱庭珍）。袁枚最为人乐道的除了《随园食单》，便要算其广收女弟子的事，他的闺阁学生有的是自家的子侄亲眷，有的是友人的妻女侍姬，人数众多，有名有姓的不下数十人。袁枚与这些女弟子曾有两次著名的集会，都发生在他寓居好友孙令宜在杭州西湖宝石山庄的湖楼，《湖楼请业图》描绘的就是这令人艳羡的女弟子会聚请业的景象。

绘画史上的双胞乃至多胞现象时有所见，大多为渔利作假，所选画作，或是名手杰构，或是画史名品；也有的是一稿多本，为了分付多人收藏。凡称“双胞”，两图必极其相似，图像题跋、位置景物几近分毫不爽，更有甚者，即使置两卷于一处，相互比对，亦难辨高下。佳士得卷和上博卷就是这样的情况。

尤诏、汪恭绘《湖楼请业图》全貌

首先，此二卷图像皆是手绘，题跋皆是书写，不存在印刷或双勾描摹的情况。图中景物之绝似，题跋文字书写、位置之相仿，乃至题写时间之相同，都说明此二卷必是力求绝似的产物，并非同一稿本而作二图。

经过比对，两卷的绘画书法可谓不分轩轾，各有千秋，一时难定高下，唯其间略有细微差别或可一见端倪，现将两卷相异之处略作说明，盼为引玉之砖，以待方家定论。

两卷皆有王文治书引首，“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随园前辈命题首。后学王文治”。上博卷完整，佳士得卷失落“十三女弟子湖楼请”八字。

画卷落款钤印完全相同，本幅人物神情动作，景物位置笔法几乎毫无二致，依次描绘孙云凤、孙云鹤、徐裕馨、席佩兰、汪缵祖、严蕊珠、捧砚侍女、汪妽、廖云锦、张玉珍、屈婉仙、蒋心宝、金逸、鲍之蕙、袁枚、戴兰英、恩官。仕女是典型的清人开相，中规中矩，比较明显的不同处有：孙云凤上博卷为绿衣，佳士得卷为紫衣；孙云鹤上博卷为紫衣一手拢袖，佳士得卷为绿衣一手垂袖；抚琴的席佩兰上博卷头上没有发髻，佳士得卷有一个小小的发髻；汪缵祖上博卷淡紫色衣衫，佳士得卷浅绿色衣衫；廖云锦手指稍异，上博卷为淡紫色衣衫，佳士得卷绿色衣衫；屈婉仙上博卷着白裙，佳士得卷着黄裙；蒋心宝差异最为明显，上博卷目视卷首，佳士得卷则目视卷末，此外树石亭台也有些差异。但这些差异都不害笔墨，不导致风格上的分别，远远不足以以此判断真伪优劣。

佳士得卷（左）与上博卷（右）蒋心宝

其后是袁枚于嘉庆元年二月、四月分别题写的二跋，叙述两次湖楼之会的经过，以及因第二次聚会时女弟子中已去世两人，因由“崔君”补图三人的情况。“崔君”何人失考，两卷图中都钤有“澹”“园”白朱文连珠印，可能为其名号。袁枚的二跋完全一致，只是上博卷前跋钤“随园主人”印、后跋钤“随园亲笔”印，佳士得卷则正好相反。

佳士得卷（左）与上博卷（右）袁枚题

至此，画卷本幅除了袁枚本人，共绘女弟子十三人，及侄妇一人，补图女弟子三人。其后是他人题跋，多为应袁枚之请而作的同时代人，两卷分裱为数纸。

第一纸两卷相同，为：熊枚、曾燠、王昶、胡森、俞国鉴、吴蔚光、张云璈、王文治、刘熙、王鸣盛、康恺、李廷敬、董洵、梁同书、郭堃、安盛额、于鳌图、成策、归懋仪。

这些题跋文字略有出入，有些寻常讹误无伤大雅，有以下几处抵牾稍堪查考：

张云璈诗题中的一句，上博卷作“十三弟子皆名姝”，佳士得卷作“十三弟子皆名妹”，“姝”“妹”二字草法接近，而意义迥异，在此诗句中当以“姝”字为宜。误“姝”为“妹”当不太会是作诗者的错用，而是传抄有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况且此句下一句即是“继以琼树还三株”，两卷“株”字写法都清晰准确，也排除了作者有特殊书写习惯的可能。

李廷敬的题跋，上博卷写在蓝色洒金笺上，挖裱于卷上，佳士得卷则与其他题跋题写于一纸。李廷敬是袁枚好友，十任苏松太道，《海上墨林》称其能书，尤其善写孙氏《书谱》，这段题跋两卷虽都是行草书，但相对来说风格差别比较大，上博卷丰腴厚重，佳士得卷则较显骨骼。

署名“鳌图”“安盛额”两题，上博卷与佳士得卷位置前后颠倒，上博卷“鳌图”题在前，“安盛额”题在后，佳士得卷则相反。两题皆是写在笺纸上挖裱于卷上，“安盛额”题俱为黄色笺纸，“鳌图”题上博卷为乌丝栏纸，佳士得卷则是牡丹纹笺纸。

“安盛额”与“鳌图”都是旗人。安盛额属正黄旗，侍卫笔帖式出身，乾隆末嘉庆初年两任江苏按察使。“鳌图”即于鳌图，汉军镶红旗，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字伯麟，据其《自记年谱》，号沧来。上博卷署“沧来”而佳士得卷署“沧莱”。有趣的是，不仅这两人的题跋位置前后颠倒，署名后的钤印也有相反之处，上博卷安盛额题后钤“献之”印，佳士得卷则是于鳌图题后钤“献之”印。原本这是比较容易甄别真赝的一处，只要知道“献之”到底是谁的名号便可，然而偏是这一处难以查考。

第二纸题跋两卷亦同，是袁枚的女弟子们为此图所作，都是写于笺纸挖裱于卷上，纸张大致相同，稍有小异。计有吴琼仙、袁淑芳、席佩兰、戴兰英、严蕊珠、王蕙芳六人。其中吴琼仙、戴兰英题前后位置不同，席佩兰题佳士得卷有两纸，录七言绝句五首并题；上博卷则只一纸，录七言绝句前三首，失落两首并题跋。

又，戴兰英题后署款，上博卷作“奉题湖楼请业图錄呈诲政”，佳士得卷作“奉题湖楼请业图镜呈诲政”。“錄”“镜”之讹恐怕也是传抄之误了。

佳士得卷（左）与上博卷（右）袁枚、戴兰英及恩官

第三纸题跋，上博卷有徐爔、陈廷庆、张溥、钱大昕四人，都是应袁枚所请而作，上博卷题跋至此而终。佳士得卷除了四人以外还有华文模、周汝霖两人，华文模题夹在陈廷庆题跋下方的空隙处，周汝霖则题在钱大昕题后的余纸上。

此外，佳士得卷还有第四纸，录有黄安涛、李本璘、张彭龄及华文模二题。可见，上博卷上的题跋只显示了该图留存在袁枚手中的情况，而佳士得卷后来曾经汪倬斋收藏，华周黄李张等人皆是应汪氏所请而题。关于华文模，刘如仲先生的书里略有讹误，将其二题分别录为“梁溪华”与“华文槿”两人，实则为梁溪华文模相隔十年的两次题跋。

除了蒋敦复的《随园轶事》，端方的《壬寅销夏录》也著录了《袁简斋湖楼请业图卷》，所录内容与上博卷完全一致，可以肯定上博卷即是端方收藏的那一卷。端方收藏甚富，传索靖《出师颂》、顾恺之《洛神赋图》、王齐翰《勘书图》、董源《夏山图》、倪瓒《水竹居图》等煊赫名迹都曾是他的收藏，《壬寅销夏录》也与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孙承泽的《庚子消夏录》与吴荣光的《辛丑销夏记》齐名。

​《壬寅销夏录》在“四大销夏录”中的命运最为坎坷。1911 年付梓未遂，稿件辗转几手，后来入藏中国文物研究所，直到 2004 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图为王世襄抄本总目（题为“消夏”）

一番考察至此，两卷《请业图》孰真孰赝仍未敢定论。两卷书、画水准不相上下，若是以其中一卷为本临摹，那摹写之人定是相当的高手。又或者这两卷都是摹本，另有原作亦未可知，如此则摹本可能尚不止两卷。毕竟蒋敦复《随园轶事》中所说的两卷一为高长绅藏，一为吴坤藏，而无论是上博卷还是佳士得卷，都没有这两位藏家的信息。

更有意思的是，从卷后累累题跋之中，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此《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应有前后两卷，所绘女弟子总共也不止十三名，而是二十六人。

吴蔚光的诗题末尾，上博卷作“现有二十六人，故以为颂”，佳士得卷作“现已有二十六人”；袁淑芳的题诗中有“画图才卷又重开”“请业重图后十三”之句；席佩兰题诗有“后来居上又何嫌，廿六人中取格严”之句。吴蔚光与袁淑芳的题跋都写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十一月，可见在此之前，《请业图》已有前后两卷，每卷各绘十三人。至于这两卷图是同时绘就，还是相隔一段时间，并无实据可证。不过，袁枚一题中说：“乾隆壬子（一七九二）三月，余寓西湖宝石山庄，一时吴会女弟子各以诗来受业，旋属尤汪二君为写图布景，而余为志姓名于后……”此题为嘉庆元年二月。同年四月的二题，叙“乙卯（一七九五）春，余再到湖楼，重修诗会，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幸问字者又来三人，……乃托老友崔君为补小幅于后……”则前后两卷《请业图》应该并非同时画就，前卷尤诏、汪恭在乾隆壬子至乙卯之间绘就。乙卯春日，湖楼再会，徐金二女谢世，袁枚请崔君补绘三人于前卷之后，这时似乎后卷尚未画成，否则何不直接补在后卷之中，即便已有后卷，按照顺序也应补在后卷之后。再者，前卷题跋，题于嘉庆元年的有六人，其中四月梁同书、成策题，十月于鳌图题，都未提及有前后两卷画，明确提到有前后两卷、二十六人的吴蔚光、袁淑芳和席佩兰的题跋都是写于十一月，而题于嘉庆丁巳（一七九七）的王昶、王鸣盛和嘉靖戊午（一七九八）的庆霖亦没有提到前后卷之事。据此或可推测，《请业图》的后卷可能正是在嘉庆元年十一月左右绘就，完成不久吴蔚光、袁淑芳与席佩兰在题前卷时一并得见，遂在跋语中提及。其余的题者，可能因为时间与时机，都只见过前卷。而后人述及，亦多是“十三女弟子”的说法，似是前卷的影响更大。至于后卷的作者，可能仍是尤诏、汪恭，也可能时过境迁由他人所作，毕竟这图卷的为人珍重，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绘画者的技巧与名望。

所以，再看蒋氏《随园轶事》的记载，便觉语焉不详，当日的衣香鬓影，竟成今日之扑朔迷离，两卷《请业图》所涉人物之广、题跋之众、其中资料信息之冗杂错综，不是一篇数千字文章所能尽述，希望有机会做更详尽的考察，也期待他日新材料的发现，能够判断前缘，厘清因果，也不负名士美人一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