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30日，一个题为“形异道同”的当代油画展在内蒙古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是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与内蒙古文联一起携手，共同推出的一个重要展览。该展集中了近年来最为活跃的一批写意油画家，其中包括范迪安、徐里，戴士和、俞晓夫、孙建平、马路、贾滌非、王辉、王琨、王建国、丁一林、井士剑、毛岱宗、文祯非、任传文、孙纲、杨参军、砂金、段正渠、袁文彬、顾黎明、黄礼攸，赵培智、陈树东、陈国力、张路江、张新权、张立平、张冬峰、张晋，等等。应该说，这是中国写意油画最全面、也是最高水准的一次亮相，由此引发一场写意油画热，也将写意油画的学术思想彰显出来。

写意油画是近年来中国美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作为一种语言风格，早就有不少中国画家在尝试和探索，但是，将其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和文化观念加以明确，却是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成立以来，所主要倡导和实践的方向，包含了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建构中国当代美术的雄心。

事实上，在油画引入中国的近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画家一直都在试图将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从20世纪上半叶徐悲鸿、林风眠等人的“中西融合”开始，到五、六十年代“油画民族化”的提出，再到八、九十年代的各种语言实验，已经贯穿了一条较为清晰的文化线索与语言脉络。今天的写意油画正是基于这些历史的铺垫，也是得益于前几代艺术家的语言积累，它于今天更为开放的全球化语境下蓬勃展开，既是对“油画民族化”问题地回应，也是对中国写意绘画传统地深入。其观念的突破与升华，就在于它已由写意的表现形式，而内化为某种美学思想，进而转换成了中国艺术家的精神品质。

中国绘画向来注重内在精神与主观表现，从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立“畅神”之说开始，由境入心，以心写画，重视神似、意似等，便构成了中国绘画，尤其是文人画的基本形态。这主要是源于中国的道家思想，即遵循自然的法则；当然，也跟儒家的世界观，即天下情怀有着某种联系。传统文人画家借物写心，实际上不是在表现“我”，而是在为天地立心，表现我的自然属性与天人合一思想。这即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诗品二十四则•雄浑》）的真正涵义，它由此构成中国绘画的观念内核与笔墨传统，也就形成了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语言特征。

写意油画跨越性地承接了这样一种价值形态，但与传统绘画不同的是，写意油画经历了现代性的启蒙，因而走出了传统文人墨客的臆想空间，真正地融入了世界，走向了社会，走进了大自然。这使得写意油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成为一种介入当代文化的生产方式，充分地彰显了当代人的个性。

范迪安的油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他理论思考的一种补充，尽管他的绘画大都是闲余遣兴之作，但仍然投射了他的精神品质，率性自由的笔触中不失刚劲的气魄，轻松自如地抒写间透着磅礴的气势，与他的理论互为转换，呈现了一位美术界领军人物的开阔视野与丰富性情；戴士和同样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理论型艺术家，他的绘画深邃冷峻，超越了表面的抒情，带着对人生的哲学认识与思考，往往直抵内心，透着几分沉郁和苍茫感；贾滌非过去以表现性油画见长，作品夸张而艳丽，近期作品一改过去的率直豪爽，变含蓄而内敛，预示着一种自我的转型与传统的回归；孙建平热衷于知识分子题材，曾画过一系列民国精英，他的风景画沿袭了他的人物画风格，但造型更加简洁，色彩更为明快，实际上是把人的精气神贯穿到自然形态中，从而使他的风景画具有了某种人格的象征；而文祯非则始终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他抑扬顿挫的笔下，无论是人物肖像，还是沙发椅子等，都被一种庄严的气氛所笼罩，透着一股强烈的忧患意识。

与以上画家不同的是，还有不少写意油画家是从传统绘画中获取视觉和精神资源，来进行当代性转换。其中，徐里在图式上借鉴了山水画的某些意境，但语言上却吸收了表现主义的因素，在章法、布局、技巧、笔触和色彩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地创新，从而为灵秀悠然的山水画注入了恣肆洒脱的狂野与豪放之气；张晋同样迷恋于传统，但与徐里借山水画图式向外拓展不同，张晋的绘画是回溯传统，他笔下的残荷吸取了水墨画的表现方式，于疏密有致、枯润变化的墨色中，透着一种孤冷的意向与清逸的气息；黄礼攸取法传统，更多是从精神层面，他选用桃花和顽石为表现题材，侧重的正是顽石和桃花的精神寓意──顽固与灵活，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形态，犹如儒家和道家的关系，通过黄礼攸的人格修养，以及酣畅淋漓地绘画语言，张驰有度地达到了统一。

同样是追求写意性，马路、孙纲、张冬峰、张新权、陈国力、顾黎明等画家则更加强调观念表达。其中，马路利用综合材料手段，将表现主义与波普艺术的因素进行融合，揭示了当代人的心理纠葛，以及世界政治的紧张关系；孙纲推崇极简艺术，画面中运用了大量的几何结构，通过明快的颜色进行渲染，将平淡无奇的现实场景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层次；张冬峰的绘画偏于抽象，通过部分肌理制作，以及明确有力的笔触加以塑造，使充满律动的画面背后，又彰显出一种精神的力量；陈国力的绘画同样倾向于抽象，但比张冬峰更加自由舒展，通过语言地纯化，凸显出绘画的诗性；张新权从表现主义风格中走出，借用某种立体派手段，提炼出意象的元素，同时将不同现实内容与自然形态进行光与影的组合，呈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奇幻世界；顾黎明从中国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将线条与色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虚实相生的独特画面。

此外，更多的写意油画家则是钟情于写生，通过走向大自然，走进日常生活，从实境中开拓审美想象的空间，以丰富绘画的表现力。比如王辉、王琨、王建国、张立平、张路江、井士剑、毛岱宗、任传文、丁一林、陈树东、俞晓夫、段正渠、杨参军、砂金、赵培智、袁文彬等，就都崇尚取法自然，强调妙在天成。不过，虽然是抱着同一种艺术理念，但由于性格不同，取法的角度不同，也就呈现出了百卉千葩的局面。其中，俞晓夫以人物画见长，他的一些著名历史场景画，就是得益于长期写生的造型积累，正是不间断地写生，使他的绘画语言获得了灵性，惟妙惟肖；段正渠的绘画带有寻根的气质，通过淳朴、敦厚的语言加以营造，使我们感受到了大地的苍茫，也闻到了泥土的气息；赵培智注重绘画的直觉性与表现的速度感，语言大胆不失细腻，豪放不失俊秀，由此提炼出了人物的形与神；砂金的油画多取于蒙古题材，以厚重的肌理，浮雕的质感，将草原人质朴的性格与彪悍的精神刻画了出来；杨参军则将人物和风景相互转换，从风景中获得自由的心境，又将人物的结构置于风景中，从而使他的绘画既有表现的张力，又有结构的美感；袁文彬热衷于捕捉当代人的面孔，以不同的人物表情来丰富自己的语言，使自己的绘画在介入社会的同时，获得了表现的层次。

而王辉、王琨、王建国、丁一林、井士剑、毛岱宗、任传文、陈树东、张立平、张路江等画家，则主要是以风景画为主，通过对景写生，诠释出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与艺术思想。王辉的风景写生视野开阔，将大自然映入画面的同时，又把自己作为闽北山区人对大山大水的眷恋，以及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情怀融入其中，从而使他的风景画具有庄严肃穆的历史感，雄伟壮丽，气势恢宏；王琨的风景画既天真率性，又成熟稳重，从才情和修养两个不同方面，呈现了他德才并重、情理兼修的人文品格；王建国的风景画豪迈粗犷、刚劲奔放，注入了东北人的性情，让人感受到某种雄健刚毅的力量；丁一林的风景画纯厚凝重，深沉幽远，既有一种穿行于历史深处的忧虑，又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井士剑的风景画情切境深，风格沉郁，渗透了他对土地深深的眷顾与淡淡的忧愁；毛岱宗的风景画粗放有度，语言概括简洁，古拙而不乏灵气，耐人寻味；任传文的风景写生情景交融，布局有致，既热烈奔放，又含蓄内敛，于一张一弛之间，彰显了他的绘画才能与人文底蕴；陈树东用粗犷地表现方式捕捉稍纵即逝的生活场面和自然景象，畅快淋漓，让人流连忘返，回味于其中；张立平的风景画具有复合性特征，既融入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又吸收了海洋文化的意识，色彩灿烂绚丽又不失古朴厚重；张路江的风景写生收放自如，张弛有度，以奔放的笔触，透亮的颜色，完美地诠释出了写生即写心的人文内涵……

通过以上这些画家的语言表达与观念演绎，我们看到了，写意油画不是指一种简单的绘画风格，而是代表了一种文化观念，也呈现了一种精神诉求。正因为如此，写意油画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才能像写实、表现等语言方式一样，在呈现中国独特审美价值的同时，给今天的艺术创作释放出无限的可能。

2019.7.22于北京通州

作者：杨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