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是深有感触之后，才一而再地画他的抗联战士。他曾对我说过：“东北人的硬朗血性，才会有一大堆的抗联战士，他们没有什么部队，没有什么给养，也没有什么组织，几个人上山了，抱几杆枪就打鬼子了。如果已是全民抗战打鬼子，跟一大帮哄起来，那就称不上英雄，那叫大帮哄，谁都会打。抗联战士是在大家快变成顺民的时候，还要打鬼子，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这番话是袁氏作品最好的旁白。循此旁白，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感受抗联战士们的那股精神，也感受作者对他们由衷的敬意、和追思。抗联战士，最终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冻死、饿死，他们都是默默地死去，孤独地死去。而他们几乎都是农家儿，来自最底层。

　　当代也有关注最底层的画家，但如袁氏一样，能始终抓住最底层人物那种最质朴的精神与力量的作者却并不多见。

　　袁武以底层人物为主题的创作，不是像他的上辈们以“高大全”与“红光亮”来作伪，而是以浑穆、深沉、拙朴、苍老甚至“丑陋”来还其真切的本来面目。所谓底层哪可能是皮肤光洁白嫩，面容姣好秀丽？岁月的沧桑；生活的重压；日夜的劳作；忧伤的心灵，种种的现实交汇之下，他们能“美丽漂亮”吗？而画中人大多数“丑陋”和“苍老”并不是作者不会画“美丽漂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袁武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姣好秀丽的面容，但这种画法终因与“底层”相悖，而被他放弃。

　　论者评袁武的画有秦汉石雕那种苍凉、古朴与悲壮之美，可谓独具慧眼，颇能道出袁氏艺术的根本。原来正是因为有苍茫悲壮与拙朴厚重等诸多意趣，才构成了袁武画中人的“苍老丑陋”之美。所以袁武的作品首先是为艺术而非为宣传服务，突破了“主题性创作”的诸多束缚和藩篱，使其复归艺术之本。袁武的笔墨，线条虬劲朴实，墨块浓郁圆厚，与秦汉的石雕真有不少的对应，这也不妨视作他对传统笔墨的一种拓展。

　　袁武为古人造像仍强调其质朴浑穆，仍不避其“苍老丑陋”，这倒使他笔下的古人不再故作高深而更具血肉，就算古人再仙风道骨，再逍遥出世，再放达不羁，再豪迈洒脱，也仍然脱不了他们来自底层的质朴浑厚的农民本色。所以袁武画的古人在当代并不少见的同类题材之中能极为突出。

　　当代人物画家在造型结构、章法布局与神情动态等诸多方面已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自然更为关注笔墨在人物画中的发展与深入。他们不再满足与宋元直至晚清人物画的笔墨范围，而对山水与花鸟画丰富的笔墨语言作更多的借鉴。这比四九年之后，徐、蒋乃至卢、周等人，是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前辈们一直为政治宣传，主题创作以及形式与内容、神态与形像等等的问题所困扰，待到可以进入对笔墨的深究之时，他们的精历与才力已经耗尽。所以袁武这一辈艺术家，在人物画上是应当可以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

　　从袁武对李世南先生的大写意人物画的敬重与向往，也可知他以后在笔墨上还会更多着力。他目下的笔墨，严谨厚实有余，灵动轻松不足；圆润拙朴有余，劲力爽健不足；华滋淋漓有余，蕴藉萧散不足。当然这肯定是接近对大家的要求了，但我相信随着他艺术上的渐变之道走得更远之际，则定能把两者互补合而为一，将其人物画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丙戊仲夏于北京天起楼

作者：徐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