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新华网湖北频道5月15日电 近日,武汉画院院长、著名工笔人物画画家李乃蔚就“武汉画派”在全国的地位、工笔写实人物画的创作、中国画对国民气质潜移默化的影响、艺术品的收藏、湖北本土文化的宣传等话题接受了新华网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
能从武汉画家群体的作品中看到“静”气
新华网:2011年底,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文联主办,武汉画院、武汉美术馆承办的“具象与表达——武汉画院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参展的有您、冷军、樊枫、江中潮等武汉画界的领军人物。请您介绍一下这次作品展的背景及展出的反响。
李乃蔚:这要从前年说起了。2007年我由湖北省文联推荐评上了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我是湖北省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在武汉市领导的支持下,我的个人专集《李乃蔚画集》得以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当时武汉市委宣传部提出想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武汉市一些著名画家的个展,以推动武汉市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2010年8月,我被任命为武汉画院院长。于是我萌生了把武汉画家集体推出去的想法——举办一次武汉画院院展。
武汉画院1984年建院,27年来我们从未正式以武汉画院的名义到中国美术馆办展。这些年,湖北省多次在全国重大的美术展览中获奖,武汉画院的画家占了相当的分量。画家个体即使是获得了一些参展的机会和奖项,但武汉画院从未作为一个集体办过展。画家需要通过自己的作品价值在学术圈获得定位,让社会及专业圈子对你有一个认识。
新华网:用作品和口碑在业内赢得一席之地。
李乃蔚:这个想法汇报给武汉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后,得到了他们的首肯。但由于展出时间提前,加之经费方面的困难,虽然我和画院秘书长董长发两人在北京上上下下邀请各位专家和美术界领导出席画展,耗费了大量心力,但整个展览略显仓促。
当时在武汉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适逢我作为湖北的代表,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九届文代会,所以没能出席那次发布会,由冷军和樊枫代为主持。文代会期间,中国美协的领导专门组织了一场美术代表的聚会。我有机会与中国文联副书记冯远、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以及理论家孙克、尚辉交流。
整个展览完成后,了解我的一帮朋友都说我有福气,一个从未接触过行政工作的人,把事情干成了。这确实也出乎我的意料,在邀请中国文联的领导及美术专家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及对地方美术事业的大力支持。这些专家个个都是全国美术界想请的人,可不是说去就能去的。邀请冯主席的时候,第一次到他的办公室,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随身带去的画院的一大本画册,他一张张翻阅,我逐幅作品逐个作者为他介绍。冯主席兴致很高,送我到办公室门口时说一定会去。院展开幕式上,冯远主席的发言令我们印象深刻,提到了我们七八个画家,从我开始说起,一直点评到严好好、吴昊。他对武汉画院的画家及作品如数家珍。
这一趟北京之行,细细想起还是很感动。老前辈里,有刘大为主席前任的靳尚谊先生,这是中国油画界的元老人物;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副院长卢禹舜,天津画院院长何家英,还有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孙克老师,都前来参加开幕式。展览结束后的研讨会,是由孙克、尚辉二位担任会议主持的,尚辉是《美术》的总编;邵大箴老先生也出席了。薛永年先生虽未到场,但也精心准备了文字发言稿;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李树声,艺术研究院的王镛、陈醉,还有赵力中,《美术观察》的总编李一等等,北京一线的理论家都应邀出席了研讨会。
新华网:非常值得关注的阵容。
李乃蔚:这次画展最大的收获之一,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醉老先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说他个人认为,我们武汉画院这批作品可以被称为“武汉画派”也未尝不可。陈醉先生说这个结论得出是有前提的:他说现在各地都在打造“画派”,但画派不是“打造”出来的,它的形成过程是需要积累的,需要一个地方有一批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艺术追求相仿的艺术家,创作出一批作品,此后的若干年方可以追认它为一个画派。
一位评论家在会上指出了他认为的“怪现象”:八五思潮的前卫艺术发源地在武汉;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地方,何以培育了这么一批传统、严谨的画家,何以涌现出这么一批新的写实具象画?这个现象值得研究。这也是武汉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特色,广东的岭南画派、北京的京津画派、江浙的吴越画派,这些画派往回追溯,都有几百年往上延的历史,但武汉没有。所以武汉反而成为了一个创新精神的所在地。会上还有几位理论家发言用到“震撼”二字,这让人多少觉得,我们武汉画院27年不鸣则已,不说一鸣惊人,但至少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关注。
新华网:可以说“武汉画派”这个名号在这次展览中叫响了,武汉画家群也令人刮目相看了。
李乃蔚:靳尚谊老先生提到一个说法,他认为能够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静”气,这很重要。
始终不脱离中国画的技法
新华网:是作为一个三矾九染的传统技艺的传承者,保有一份耕读时代的气息。
李乃蔚:咱们的中国画,日本人、韩国人唐宋时期就开始学习中国画,学到现在你依然不能说他们超越了中国。中国本土绘画就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你来学就能学去的,是渗透在我们血液里的。归结起来是民族的文化问题,不是画的好坏的问题。咱们中国在宣纸上作画已有千年的历史。西方的当代社会讲求多元,如何创新都不为过,只是我个人是不太欣赏当代艺术和前卫艺术的,但不排斥,艺术应该是多元的。
新华网:一直以来,工笔作为传统文化的精致样式被关注着,并赋予它当代艺术价值。当代和传统存在着冲突,但似乎您的作品,例如《山菊》《银锁》都很好地抓住了二者间的平衡。请您谈谈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感触。
李乃蔚:确实有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我在湖北美术出版社担任了8年的美编,连环画编辑,白天在办公室编别人的稿,晚上回来自己创作。有一部分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刚调到武汉画院时,我单纯凭借对工笔画的执着,没抱任何目的地画了一批作品出来,权当对自己水平的检验。我是1986年10月调到武汉画院来上班的,工作地点也是现在文联大楼的所在地。经常是我们这层楼这半边就我一个人,有点瘆人。偶有一二友人前来拜会,调侃道:你这里,凋蔽之所,骇人得很。我一直都泡在那儿,是静了些,但自己非常明确,到了画院你就是专业画家,拿不出像样的作品,你呆不下去。
新华网:您当时没有任何职务,就是一个画家的身份?
李乃蔚:就是纯画家,我能调到画院,得感谢武汉画院的创院院长中流老师。此前,院长看过我的连环画作,那时我的连环画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北京人美也出版过我的连环画。从出版社调到画院最初创作的一幅画叫做《黄帝战蚩尤》,此幅作品的创作前期,老院长去看了,也予以我一二指点。他随后问了我接下来的创作方向,我坦言西方油画讲求尽力写实,想用中国画也做些尝试。他问道:何谓写实?应该着墨于质感的表达,人皮肤的质感、衣服的质感、兵器的质感;你可以为之努力,但有些想法不一定能实现,国画材料,宣纸、墨、颜料,老祖宗创造发明的物什并非都用来写实的。别人觉得我这想法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不大。
自唐宋始,工笔画发展时逢其盛,不乏历史名作;元代以降,仕不在朝,诸多画家也隐居山野,在向往自由的途中悠悠徐行……中国画之精要所在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而在画面效果追求上,尤以写实效果不被历史主流所推崇,所以我走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是咱们中国画的短板。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反复尝试。
新华网:您这个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
李乃蔚: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钟孺乾在这个问题上给过评价:从中国画历史上来谈,以往没有过这种写实,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湖北地区不乏极端写实的画家,如冷军、石冲,但油画写实是西方已经走过的,李乃蔚这种中国画的尝试更有意义,这对中国美术来说都是一种贡献。我认为也许这个帽子戴得太高了,但我心中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的取向,是以前没有多少画家尝试过的。这条道路的探索也异常艰辛,正因为历史上没有范本,我给自己定下的艺术追求便也无从下手。中国画强调用线,一根线下来,浓淡干湿,哪里该重,哪里该转折,有明确的章法。中国画是靠线条来表达,而不是它的立体。所以我摸索几十年,不停地考虑怎么样画,只能凭自己的感觉尝试。但有一点是我始终把握的,到今天来看是把握对了——始终不脱离中国画的技法和材料以及把握整个画面的中国画味道,脱离了这些就不是中国画了。
中国画不是一个保守的画种
新华网:古典工笔的创作更多的是一个浓厚的摹古过程。从中寻求突破需要画家内心对作品意境的独特理解,然后通过描绘的对象传达出自己在艺术情感上的追求。
李乃蔚: 《山菊》是我1996年着手创作的,创作过程中有人来看,两个朋友都对我说,这个作品要得奖。
新华网:在创作过程中?
李乃蔚:快要完成时。我心下生出疑端,说这话似乎没什么根据,那时我在全国也未曾获过奖。正好1997年全国有一个中国画人物画专项展,我就把这件作品送上去了。以后一直没消息,突然北京来了通知,说作品入选还获了奖,被告知到北京参加获奖作者的研讨会。湖北就我一个人去了,没有同伴。当时在场的有姚有多老师,潘絜兹老先生也在场。潘老先生是整个画展的艺委会主任,好多年长于我的外地画家围坐在他们跟前,我找了个人不多的地方坐下,几个年轻人问我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参展画家,我说我是武汉来的画《山菊》的。他们有人接话说是不是那个山妹子,背背篓那个,我说对。这时他们告诉我,评委选出这幅画,和一同参展的何家英的《桑露》角逐金奖。而结果是都没评下来,评委会给出了并列银奖,那一届的展览金奖空缺。后来我从美协工作人员那里得知,潘絜兹老先生看到我这幅《山菊》很是赞赏,说这个作者用传统的技法、传统的材料,很好地表达了当代人的精神面貌。潘老先生当时力挺要给金奖。又说当时为了这两幅作品,评委分成了两拨,人数也正好对等,争执到晚上十二点,互不相让,最后是薛永年先生说这两幅画都不是尽善尽美,并列银奖,不给金奖。所以说我在美术界小有知名度,可能就和这次专项展有关,毕竟有争执就容易引起注意。
后来九届美展《银锁》得了奖,获奖作品赴日本展出,日方选用了《银锁》作为展览海报。时隔十多年了,这次在北京的院展我邀请刘大为主席,与他面对面才得以听到一席话:《银锁》当年在日本展出,为之一振,日本人看后竟不相信这是一张中国画——中国画不可能画得如此写实。日本人对中国画是太了解了,他们的老祖宗就学中国画,因此他们不认为中国画能达到这个极限。我还听闻日本有的画家、专家用手去摸它的材料,究竟是不是纸本?是不是中国画颜料?甚至怀疑是不是水粉、丙烯。这个事情于我是一个嘉奖,亦使我加深了一个认识:恪守本土的技法。无论画画出来多么写实都不要紧,只要我的技法跟材料恪守传统,我就是地道的中国画。刘大为主席归国以后一直帮我宣传,不是宣传我个人或是这幅画作,而是宣传我们中国画在国外为国争了光,在这个时代,中国画仍有它的创新、推进,证明了中国画不是一个保守的画种。
新华网:黄宾虹言,之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精神所到,气韵以生,本于规矩准绳之中,超乎形状迹象之外。
李乃蔚:黄宾虹老先生晚年画了大量的积墨山水,可以说中国画用墨,他走到了极致,而且没有脱离中国本土的技法。传统上就有积墨法,古人可能积个五六十遍,他积了上百遍。我的作品一般都是一比一的比例,在技法处理上我跟老先生有相似之处,《红莲》一幅红衣服染了一百多遍。这幅作品,前年第四届北京国际双年展我拿去展了,在遴选参展作品时有人提出异议,十一届美展没获奖怎么又拿这儿来展?但好在中国美协的专家们还是给了我机会。作品入选后送展的过程我非常重视,我习惯每次把空画框先邮寄到场地,画则自己用PVC管背着,担心中间会有损坏。这幅画也是一样,坐火车到北京,带一个装裱的小伙子,到现场裱上去,展出结束我也是亲自取画装进筒中带回来。
新华网:您非常珍视自己的作品。
李乃蔚:这幅画的创作跨度前后历经六年,画了四年,这四年不是玩玩打打,天天都在画。
中国画就应该画出很写实的东西
新华网:不仅仅是笔触,不轻慢技法,做到情趣和意境相融,才能真正抓住对象。
李乃蔚:画一张中国画,如果在亚麻布上作画,那叫什么中国画,画得再像,它不是中国画,跟传统文脉没关系。所以现在讲创新的画家有点把传统忽略了。几千年的传统传习至今,留下来很多空间,我的工笔写实人物画,也就是在中国传统绘画留出的空间中前进,目前这个小空间可能被我占据了,但会有后来者居上。
新华网:在艺术上做新的尝试要谨言慎行,肖复兴评价日前的新编《霸王别姬》一剧时提到:艺术从来没有进化,只有变化,而变化的优劣就要看能都坚守住核心的传统要素。
李乃蔚:我在北京碰见几个画家,他们也是老师,谈到一个现象:学生临何家英的画还好,临我的画无从下手。其实我的技法是公开的,之前在北京的展览,很多年轻教师、学生问我怎么画,我都把方法告诉他们,纯淡彩一遍遍地染,整个画完成,一百多遍还看得见纸的纹路,透明的。别人染不出来,为什么?比方一段一百米的距离,从A到B,你怎么走都行,走路、跑步、坐飞机都可以,我告诉你的是最原始的方法,走过去,从第一米到第一百米的距离,火候如何把握。走到终点停下来,关键在于有些人没走到就停了,有些走过了还没停。几十遍上百遍它不脏,也没画破,点到为止,这最终是一个感觉的问题。钟孺乾说过,李乃蔚的画,染了几十遍,很多人以为他在炒作,我知道他没有。作画的过程都看到了,每天都有人来看。不是我的感觉比别人独到,而是这种方法可能最适合我,个人直觉告诉我画到什么程度打住停下来。每个画家感觉不一样,比如跳舞就这么大的空间,如何跳出丰富的舞姿,谁有本事,谁就是高手。更换材料对中国画本身来说,没有意义。
新华网:您的作品中一系列质朴、归真的女性形象极具古典意味,《归云》恬淡略带一丝闲愁;《清音》张弦代语、欲诉衷肠。这些饱含诗性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原型吗?
李乃蔚:都有原型,《银锁》是一名歌唱演员,当时和她一块儿拍下的另一个女孩子的形象我也用了,就是《红莲》在后面划船的那个。之所以选择这些女性形象,其实是在追求一种精致的、属于东方女性传统文化的内敛、含蓄,而非西方、美国式的张扬。我表达的女性都是古典的、安静的,没有动态、没有明确的表情。无,实际上是有,没有有时又代表了一切,留给观众去想象的空间。《银锁》这幅画,有人作了首诗,写的是山村里的一位待嫁少女,身上的银锁则表现了父母对她的宠爱之情。《聘》有人说是农村姑娘到城里人家打工应聘,端着一杯茶,忐忑不安。其实这完全违背了我的想法,我画的是传统习俗中相亲的喝聘茶的场景。
我的画法要求有很多局部。以前有人说过李乃蔚的画好画,拍张照片照着临摹就行了。其实不然,仅凭一张照片还真没办法,如果是油画可能好办,它们的立体关系是同步的;但若画成中国画,最大的问题在于勾线。我在画册里也放入了线稿原稿来做特别强调。我起稿非常认真,只是在画的过程中逐渐把线弱化了。我的线稿起的都很艰难,有时一张线稿起一个月,逐根线去抠,因为我画的是极端写实,咱们传统叫写真。举个例子,鼻子侧面简单画起来是一条直线,但严格来说哪里是骨头哪里是肌肉,是很微妙的起伏,可能是笔略微弯曲那么一点点,都不见得察觉得到。每一根线,形体、面部,特别是五官,错一毫米,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中国画是用线来定位的,所以我的画比写实油画麻烦很多。
新华网:这是您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李乃蔚:也不是刻意要挑战,中国画就应该画出很写实的东西,这是自己当初的一个想法,但为这个想法折腾了几十年,好在目前基本达到了这个状态。但我感到在艺术追求上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比如,在奖项上我们湖北画家没占一点优势。很多展览、比赛,湖北没有评委,没有任何人帮我们说话,获奖全靠作品血拼出来,我们的奖项拿得比别人货真价实。刚才谈到的《山菊》在北京参展时无人知晓。也是因为没露过面,以至于大家不知道作者是谁、作品从哪儿来。所以我感慨我们打拼靠的是真功夫,竭尽全力血拼出来的一条路,武汉画家在北京得奖不容易。
之前,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彭丽敏和副市长刘英姿到市文联调研,池莉、刘醒龙和我都发了言,我简单强调了一个问题,现在要培养年轻人,而且是真正想要一辈子献身美术创作的年轻人。现在太多年轻人很浮躁,静不下来。如果现在还不能在人才上下功夫,领导不给我们一些条件和便利,可能武汉的美术水准就很难再上台阶。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在全国拿大奖的就是武汉画院的画家。既然是以我们作为开篇,不希望也由我们来完成这个句点。如果武汉的美术发展到我们这代结束了,那将是个悲剧,这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心血闯出的一条路。
这次院展,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美协、中国文联的认可,我由衷地感谢他们,这种关照和抬举不是凭空来的。
新华网:是凭借着辛勤的付出,最终用作品打动了对方。
李乃蔚:这么多年,我们潜心做学问感动了别人。钟孺乾所提到的我对中国美术的贡献,大抵是创造了这样一个类型——极写实工笔人物画,“李乃蔚创造了李乃蔚本人”。“对工笔画创作所花的这么多精力和时间,足以感动评委。”艺术创作是很虔诚的事情,社会需要文化艺术,但有些画家宣传得过分了,玩笑话可以吓死古人和大师。纵观老一辈,齐白石老先生一生的画作,约有四万张左右。我十分推崇他的一句大实话:每天都要画画,否则我一家人没饭吃。这是一个画家最真实的一面,是除了艺术追求外的一种责任,养家糊口。老先生一生不作画的时间加起来,有人说不超过两年,搬家从湖南到北京、生病,还有日本人占领的那段时期。他一辈子笔耕不辍,天天都在画,骨子里爱得紧,这才是关键。吴冠中老先生也有一句话我很赞赏,一些家长问他小孩子学画该如何培养,吴老答道,小孩子学画要凭他的真实兴趣,绘画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的,而学绘画是需要毅力的,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学艺术。我非常赞同老先生的观点。
工笔画对培养国民性格中的严谨细腻起很大作用
新华网:您能不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概括一下自己作品的艺术特点?例如前面提到的区别于北派作品的特征。
李乃蔚:刚才也点到了一点,北方一般强调用线,而且讲究流畅而有势;再一个,讲究通过线本身来表现质感,浓淡虚实象征阴面阳面。立体效果是用线本身来解决的。我个人看来,北派的工笔有一个特点:从线来看,它吸收了永乐宫壁画的特点,比较大气,我个人的追求可能跟它不太一样,我追求的是线和色相融,浑然一体。北派工笔的线和色是相对分离的,我觉得他们的线和用色的关系很难处理好,搞不好就会像铁丝框把一个个色块框起来,这是我的理解。西方油画追求边缘线,但不是从里面画到边缘就停止了,是要画出去。然而,哪些地方该出去,哪些地方该收进来,他是存在左右偏差的。这样画面才显生动,不生硬,我纳入了这个观点,但是毕竟是中国画,我必须要保持它的线。所以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放弃线,不了解我和说我不会画线的人,他们没看过我的连环画和线描,其实我的连环画和线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新华网:那可不可以理解为您的线就已经是人物的骨骼和经络,色彩就是他们的肌肤。
李乃蔚:对。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想让它们双方去糅,互相渗透、互相相融,写实画得像剪下来的东西贴上去,我不喜欢。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绘画,特别是到了元代以后,中国人崇尚的艺术主要是水墨和书法的文人画体系。著名的理论家陈传席曾出过一本谈文人画的专著,他谈到了院体画和文人画的分类。我作为画院的专职画家,这个定位应该说是院体画。钟孺乾、沈伟他们每每谈我的画,首先回溯至宋代院体画。元代以后,人们崇尚文人画,院体画逐渐淡出视野。宋朝皇帝宋徽宗赵佶任画院院长,这是中外历史绝无仅有的。
日本遣唐使学习中国工笔画,演变成浮世绘,又吸收西方画法从浮世绘演变成当今的日本画,产生了东山魁夷、加山又造、平山郁夫、高山辰雄这“四大山”的一批作品。这些作品只要在西方拍卖,日本人为了保值,全部出高价去买,保持日本画的珍宝性。日本人珍视自己的文化,我们在对本民族的自我认同上还有许多欠缺,把自己的文化弱化了。在国外,修建孔子学院是一种好的现象,你的文化艺术,别人拿来研究的并不多。
这使我想起中国画界的一个现象,画家大量画水墨,甚至有些画家轻视工笔画。应该要搞清楚,现在学院绝大多数学生学的都是工笔画,将来我们工笔画的基础是要一代代传下去的。日本人的严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画紧密相连,他们从小目光所及的浮世绘、日本画,都非常讲究精致,延伸到国民的习性,做产品、做科技都能够做到精致。中国人应该强调工笔画,除却文人画、大写意,还要有另一面,做到有张有弛。相关部门应该引起重视,它对培养国民性格中的严谨细腻起很大作用。常听到一种误解:工笔画小气。画的大气小气和画的粗细没关系,是气质的问题。相信我的工笔画拿出去不会有人说小气,但我画的过程、技法十分精致。
学者能不能静得下心来做好学问,每个国民能不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肯定要受国家文化艺术品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早前我看过罗丹论艺术,谈及对艺术的专注,他认为做雕塑就是他的工作。人对工作的虔诚,不是说教的成功,而是日常的潜移默化。中国人的气质,差的就是严谨和精致。
艺术品是奢侈品,不是大众的必需品
新华网: “伯牙善鼓琴,子期善听音”,如何提高民众整体艺术鉴赏力,您有什么建议?
李乃蔚:我一直认为艺术品不是大众的必需品,是奢侈品,而且是高端的奢侈品。历史上,艺术品是给王公贵族们赏玩的。直至今天,我依然这样认为,艺术家们如此大肆将艺术品当做产品来炒作是十分不可取的。艺术品只需要一个小群体来欣赏它,有需求也自然会聚拢一个小集团。几十年来,我从未跟一个朋友开口说过买我的画。从我学画之日起,就知道艺术品是奢侈品,不是所有人都能玩儿、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画的,要把它作为毕生的事业,这辈子专注下去。
新华网:是小众来品鉴的。
李乃蔚:多年前在文摘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比尔•盖茨盖了一栋别墅,投资五千万美元,但他为这栋别墅购入了八千万的艺术品:达芬奇的手稿,一定是拍卖所得,这在西方是很珍稀的,他出手就花了五千万,直接等同于别墅的价值,仅仅是几张纸;还有当代前卫艺术家的几张作品,大概三千万,总价值将近一亿。西方对艺术的崇尚跟中国人有所不同,艺术同时是身份的象征。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在以买豪华轿车,穿名牌,戴名表来显示身份,艺术品的投资上,大众也倾向谁的作品贵我买谁的。中国现在的收藏家很少,多的是炒家和买卖家。拍卖市场上存在很多集团,认定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价值,特别是将来在美术史上能够定位的艺术家,它会作为一个机构来运作,集中垄断。齐白石的作品,短短三年内成交价排名依次超越毕加索、安迪沃霍尔攀升至第一位,这就是中国的资本炒作。全世界的拍卖市场,只要出现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的画作,这些团队便蜂拥而至。但这一批是近现代,不是当代的。当代藏家大量收藏前卫艺术作品,古代绘画占一小部分,而当代画家鲜有人问津,这是从数据得出的结论。遗憾之处在于现在的这些机构,真正懂中国画的太少了,依然在根据名气炒。
市价的涨跌幅度,给藏家带来很多困扰——以高价买入的,市价跌了,作品自然贬值。中国画家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比例,应该随着年龄来,要靠一点一滴的积淀获取价值的肯定。一些画家过于急迫,在这点上都要学习老前辈,他们一辈子的想法就是怎么把画画好,乐趣放在画画上,至于市场炒作,那些都与自己无关。最终是要把作品推向前台,而不是画家自身。
湖北对本土文化的宣传远远不够
新华网:湖北文化积淀深厚,文化资源丰富,书画家集群庞大,具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切有利条件。“武汉画派”如何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动力?
李乃蔚:从历史上看,湖北、湖南曰楚地,鼎盛时期是春秋战国。当今的主流是儒家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在与黄河流域文化的抗衡中处于下风。虽然湖北有很多楚文化研究机构,但我们现在研究的,除了出土的漆器和编钟,再加上屈原的离骚、天问,仔细想想楚文化还保留了什么?为什么楚文化出现过断档?中原文化崇尚龙,楚文化崇尚凤,从这点上看,楚文化的最终归宿是比较浪漫的。曾经看过一个材料:楚地出兵勇,好战。楚人是好斗的,自然具有思辨精神。所以八五思潮,湖北是一个重镇。
我要再次谈到上次院展,楚地之所以出现这么一批极端写实的画家,国画油画都有,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本身就是楚文化精神的一个表现和反映。我觉得湖北对本土文化的宣传远远不够。现在江浙、广东的定位是打造文化强省,我们不提“强”,我们担得起“强省”这个名分吗?起码在美术上我们不算很强。所以说重视不够。我这次办展的初衷也就是把武汉这一批画家拿到北京去检验一下,让北京看看武汉的这么一批画家在干什么。展出过程中还有个有趣现象,有人看完画展说这批画不错,就是原来没有听说过武汉画院,我想你现在不就知道有个武汉画院了吗?
作者:李乃蔚,谢新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