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机构生产——广东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展览现场 导言：2月11日，在广东美术馆拉开序幕的“机构生产——广东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从机构的角度切入，勾勒出广州当代艺术的生态地图。近些年来，包括美术馆、…

　　“机构生产——广东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展览现场

　　导言：2月11日，在广东美术馆拉开序幕的“机构生产——广东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从机构的角度切入，勾勒出广州当代艺术的生态地图。近些年来，包括美术馆、学院、艺术中心、艺术村以及另类空间等各类机构的兴起与变革成为当代艺术场域最活跃和重要的现象。它们构成了艺术系统中的不同环节，其层次的多元程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生态的面貌。在这张交错丰富的关系网中，广州青年当代艺术也在以“野生”的姿态介入到各种民间机构中去，本次展览以黄边站和广东当代艺术中心作为民间机构的代表，呈现广州青年艺术家生态状况。在当下民间机构兴起的态势中，广州当代艺术“野生”的生命力及多样性呈现怎样的面貌?民间机构如何把当代艺术的“野生”聚拢起来?

　　“野生视觉——广州青年当代艺术家专题展”现场

　　野生的生命力

　　“广州当代艺术家的思路大都是野生的，在这二三十年来都跟北方不大一样，不注重观念性，更多是凭藉感觉、直觉进行创作。”艺术家黄小鹏说道，“这是基于广州的文化氛围，广州的艺术市场不浓烈，艺术家们很少受到市场带来的压力，创作更有活力，更能带动他们的自主性。”

　　与北京、上海，乃至成都，快速发展的当代艺术生态相比，广东的当代艺术土壤仍需继续发酵，缺少品牌项目、艺术市场和鲜明的特色等，一直未能形成完备的当代艺术生态环境。

　　2012年，胡斌策划的“野生视觉——广州青年当代艺术家专题展”，首次以展览的形式呈现广州青年艺术家鲜活的“野生”面貌。在策展人胡斌看来，“野生”是与主流相对的，而不是野外的意思，亦非表示学院外，是个体自发的，集合自身学习、生存经验和多元文化浸染的杂糅体，“广州的青年艺术家创作的状态还是集聚在群落和另类的空间，仍处于自发的状态。因为广州繁荣的市民文化和经济基础，也为青年艺术家的野生性提供依托。”

　　在“机构生产——广东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中，“野生”无疑是被提及最多的词汇，在参展的艺术家中，以职业艺术家身份加入的不多，更多是有着自身的职业。

　　李景湖 《彩虹》 装置

　　参与本次展览的李景湖，是广东东莞唯一一位当代艺术家。2002年，30岁的他辞掉在深圳稳定的美术教师工作，回到东莞老家，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人的生活中开始了漫长的艺术之路。“以前村子周围都是农田，在上世纪80年代末陆续地变为工厂，逐渐形成了工业区，跟我离开前的乡村感觉完全不同。对我而言，这里是一个即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工人，我的理念发生了变化，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可以创作的元素。”现在村里的劳动服务站上班的李景湖，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受工人的投诉，进行劳动纠纷的调节。与工人的直接接触，让他的创作更为直观。上一年他的个展“效率就是生命”中，大型装置《彩虹》以斑斓的色彩吸引的观者的关注。艺术家以村民家里的物品根据彩虹的色彩变化一字排开，“这些物件来自我周围的平凡的、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生活都很辛苦，很无奈。我收集了一些他们的生活用品，当我将这些物品集成一道彩虹的时候，我意识到，即使看起来生活最困苦的人，心中也保有希望。”

　　“可能我的作品在商业上不是特别受关注。对我而言，更喜欢在纯粹的氛围中创作。”李景湖在武汉扬子江论坛、北京的箭厂空间、广州的观察社等非营利的艺术机构都曾举办过展览，但直至去年，他才首次在画廊举办个展。

　　在黄小鹏看来，随着中国整个艺术生态的变化，广州当代艺术的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广州的艺术家之前只要做一两件作品，就很容易被认为不错;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难，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要有系统性。青年艺术家在保留这种野生的同时，也要回到当代艺术系统性里学习，再跳离这个系统，要不很难持续下去。”

　　在“机构生产——广东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开幕式后，胡向前和邵振兴在“黄边时间”单元的行为表演《再造米开朗琪罗》

　　艺术乌托邦

　　民间艺术机构弥补了学院在推动当代艺术发生及发展的需求，学院所需要的更多的伸展空间，都在机构和群落中有意无意地延展。黄边站，算是这种延展关系下的产物之一。黄边站也许可以被归类为另类空间，在2012年底，以“打造艺术乌托邦”的姿态诞生，成为广东时代美术馆一个长期的项目。黄边站作为附带教育功能的研究机构，每年招收6—10位研究员，成为青年艺术家的一个“练习场所”，以讨论和思考代替艺术展，尝试完全摆脱现有的教育结构，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互动的平等关系。

　　“很多有才能的美术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都消失了，因为缺少一种把大家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尽管毕业生会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但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很孤单的。”黄边站负责人之一、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黄小鹏说道，“有些艺术家习惯于个人工作的方式，特别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艺术家不一定愿意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大家共享，但通过黄边站，渐渐地改变他们的想法，因为共享是当代艺术里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黄边时间”单元，策展人试图以广东时代美术馆下属的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为对象，对其在过去两年的工作机制、实践轨迹、搭建的专业与社群网络、做出的成果和仍在持续更新的艺术生态培植试验进行梳理、回顾与呈现。“我们希望通过时间的线索，把黄边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台推衍，以静态的艺术作品、工作文献、录音、录像为基础，结合动态的现场表演、论坛、讲座、分享会、对话和新项目的生产，整体呈现黄边站的工作肌理与机构特质：一个基于特殊时间性的实践共同体与价值实验室的真实形态和潜在内涵。”

　　担任“黄边时间”单元策展人的李耀，在黄边站刚成立，即成为研究员。这次从民间机构到官方美术馆的策展经历，让李耀收获颇丰，“对尺度的判断上，是这次工作中重要的问题。‘黄边时间’是以一起策展的理念在进行，原本我们报备11件作品，在作品展示的时候，我们以一起布展的概念完成的，根据展场又创作了作品，在实施的过程中，这给美术馆带来了困扰。通过这次的经历，我更了解官方美术馆的工作方式，同时官方美术馆对民间机构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实践方式、工作逻辑、审美趣味有更多的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李耀在黄边站策划的第一个项目《为何关闭黄边站》海报

　　《为何关闭黄边站》是李耀在黄边站策划的第一个项目，从机构批判的角度切入黄边站的工作，而且同时回应全国的时事，从概念到线上的讨论、征集到线下展览，进而对社区的介入，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前两个阶段。“黄边站的教育更多是自发性的，是自我教育和互相启发的状况，在策划《为何关闭黄边站》这个展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条件做这种大型的艺术社群项目。黄边站的民间性、包容性、自主性、独立性，给我提供了非常开阔的视野，后来策划的《投石问路》和《艺术公园》也是强调公共性、参与性、过程性。与我一起完成《艺术公园》的两位艺术家，是我在策划《为何关闭黄边站》的时候认识的。”

　　在黄小鹏看来，黄边站与广东时代美术馆紧密的关系，为黄边站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源及平台——参与黄边站艺术项目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有意思的艺术讨论;也可以让来广州的策展人和艺术家看到这些年青艺术家的作品，有更多的机会被发现;知道整个当代艺术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包括策展、美术馆与艺术家的关系等，“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很重要”。

　　广东当代艺术中心

　　部落式艺术家聚集地

　　广东时代美术馆、53美术馆、广东当代艺术中心等，各类民间机构的兴起与变革，应对了不同层面当代青年的取向，已成为广州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依托及必然趋势，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生态面貌。机构的介入是否会影响到野生的多元性?在胡斌看来，“众多机构的兴起，这与学院对于青年艺术家的作用是同步增长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下青年艺术家越来越有一种身处于一个系统当中的感觉。当然当代艺术里面可能也有好几个圈层，有的相对主流，有的是更加前沿，有的是更和国际接轨……不管哪个圈层，都能感受到身处在系统当中的感觉，并且越来越强烈。因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系统越来越致密化，把这些艺术家包裹在里面，那种野生的、散逸的、零散的状态也许将慢慢地消失了。”

　　在这次展览中的第四单元“转换”中，以广东当代艺术中心作为此次当代青年艺术生态考察展的一条机构线索，从艺术中心这一开放的载体出发，探索艺术家在空间和时间之中发生的各种“转换”，“思考青年艺术家在聚集的工作室区域内所产生的思维、创作的交流碰撞与改变;也尝试通过中心的国际艺术家交流平台，关注在外的广州青年艺术家于不同新域下的形成的转变与新的可能性。”

　　广东当代艺术中心在上一年底才成立，作为目前国内少有的、直接以当代艺术命名的艺术机构，它的创建无疑填补了广州在当代艺术机构方面的空白。由“广州第二棉纺厂”改建而成的空间，拥有8000平方米的展示和存储空间，此外，还开辟了26个艺术家工作室，形成部落式艺术家的聚集地，“现在已经有22个艺术家入驻，有三个国际艺术交流工作站，另有一个当代艺术文献库。”广东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黄子龙说道，“艺术机构选择艺术家与艺术家选择艺术机构是同样的道理，要选择好的艺术家，必须提供的平台真的是一个理想国，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才会过来;反过来，我们中心对艺术家的挑选也特别严格，记得第二批艺术家进来的时候，我们通过很多老师的推荐，去考察了20多位艺术家，后来才选了一位。”

　　作为带有半机制性的艺术家聚集地，在艺术家徐坦看来，“机构与艺术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艺术家的成长需要机构提供平台和机会。一方面，不同实践群体的加入让机构更充实，并拓展机构的工作区间和领域;另一方面，机构的工作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机构化，即“体制化”，从一般的角度而言，大家也许会觉得“体制化”会带来某种艺术类型或者艺术制度的固定化，相对不太利于艺术家的成长，但在我看来，体制化或者机构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是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过程，体制化是一个需要。随着青年艺术家的加入，会为体制化增加活力，会对体制化产生影响，他们会让体制往一个优化的方式发展，往灵活、弹性的工作方向发展。我想这个是对于机构跟艺术家之间互为生成，互为拓展的，青年艺术家的介入为机构的工作范畴的打开提供了契机，但是艺术机构的存在本身又为艺术家的成长提供了后盾。”

　　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广州的当代艺术活跃及先锋姿态让人印象深刻：首个涉足艺术品市场的双年展在广州发声;当时以李正天为核心的“105画室”，梁钜辉、林一林、陈劭雄等组成的“大尾象”，王渡，曹斐，郑国谷等成为了广州当代艺术的标杆;艺术机构如缘影会、观察社、博尔赫斯等自发性的艺术机构，是当代艺术的试验场。现在，广州的整个艺术生态，在一线城市里比起北京和上海，甚至重庆，都似乎显得不太繁荣，广州是一个独立的、有自成一体的艺术生态的地方，无论是艺术家群体所显示出来的工作方法上，还有整体的气质上，都会区别于其他的城市。广州青年艺术家的创作非常有弹性，有一个自主的活动空间。虽然广州有不理想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讲，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机构的出现和助推的情况下面，会有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