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纽伦堡看到过一本在德国热卖的由亚裔德国哲学家Byung-Chul Han撰写的小册子《Shanzhai : Dekonstruktion auf Chinesisch》(山寨：中国式的解构)。这本书对于最近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有很大的启发。Han在此书中展开的维度正是接续了法国哲学家于连的一系列工作，用中国的“山寨”展开了一种对于西方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批判。西方柏拉图主义传统下，一直强调对于本源性(Originality, Ursprung)的回溯，因而世界被分为理念之国和表象之国。表象之国是对理念之国的模仿。由此开始了对于理念原初型的崇拜，他设置了理念的永恒性和表象的暂时性。理念就是原作，而表象就成为了拷贝。

　　《易经》传统中的阴阳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而是标明出了两个极点，真正的意义正存在于其间永不停息的互动和渗透。因此于连区分了西方的二元主义(Dualism)和中国的两极互动(Polarity)。就如同Han举的例子，权力的“权”原指称量工具中可以移动的秤砣。他说，在中国权力并非是稳固不动的，因此也无法形成一种天赋人权的“权利”(Right)观。“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道理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因此在中国的权力观中其实蕴含了一种“风水轮流转”式的颠覆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的区分本身就是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西方思想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新词。

　　因而在其展览《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中用“left”面对“right”既是一种一语双关的游戏，也是希望通过反本质主义，窥探一种存在于中国艺术实践中的颠覆性力量(它无意于去确立自己的左右身份)——拷贝可能是对于规则和既得利益的破坏，而拷贝的拷贝却打开了创新的源泉。这并非是刘礼宾在其批评文章《谁还愿意成为“挪用艺术”的代表?》(8月19日刊于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中所谓的“对立统一被简单化为对立、斗争”这一论述。此展览本是对于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的否定，却被读解为相反的方向。同时如此简单的把left和right对立起来观看可能就是误读者自己的问题，因为他本身还囿于形而上学思维框架的定式中。拷贝有一种反本质主义倾向，它企图混淆的是所谓的原作和仿作，并质疑原作的合法性。《谁还愿意成为“挪用艺术”的代表?》标题本身就是一种失焦，因为展览并非宣称一种代表(representation)，也不存在着谁愿不愿意的问题。Representation(代表)一词在西方语言中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再现”，他和刘先生批评中所基于的“辩证思维”息息相关。展览并非想再现一种中国挪用艺术的本质，自然也不需要让谁代表。在展览中的艺术家们都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开展创作，也从来不会由于参加了任何的一种展览就成为了某种代表。今天艺术家也已经不需要如同20世纪初期那样通过宣言来宣称一种艺术本质的附体。他们游走于多种展览之间，在多种话语框架中被不断表述，但他们还是他们自己。当今的展览的工作目标只是试图让一种未被发觉的视角得以被打开，被讨论——让不可见者通过展览被看到，或者让可见者的不可见部分得以被察觉，并在新的脉络体系下重新被认知。“代表”一词是上世纪现代主义式的用语，它对于此展览来说只是继续说明了误解的深刻。 批评是否有建设性一直是国内艺术界的问题。永远的失焦似乎是批评的主流。某某艺术家为什么没有被选择，这样的问题永远忘记了策展实践中各种现实性因素，成本问题、展览档期、场馆内部协调等等。就如同问某某明星为什么不演这个戏一样无理取闹。笔者认为，如果西方的挪用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反讽和戏仿，是反本质主义的，那么中国的挪用又在如何的权力运行策略及其反抗运动中展开呢?这样的问题或许对于展览《COPYLEFT——中国挪用艺术》才是有建设性的。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姜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