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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与傅山——关于写意的永恒性

文/韩玉涛


傅山像        齐白石像


这个题目有点怪。齐白石与傅山,相去辽绝,“与”在何处?其必曰:在写意乎!“与”也者,其审美思维,惊人地相似,这就是写意。这写意,一方面,是我们民族数千年共同的、永恒的艺术意匠;另一方面,又说明写意与工笔,本来就不是平起平坐,而是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这一点,应当没有疑问了。中华民族是写意的民族,草书的民族,大写意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一直是草书写意。中华意匠的草书体系,已开始受到关注,难道有疑问吗?


齐白石57岁,决定“变法”。白石所谓“衰年变法”,怎样“变”法?应当说,即“变”向大写意。有一段大家熟悉的语录:“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然后就不顾非议,决心变法了。他不惜老命,写下了这变法的宣言书,他的指向,就是天才的大写意:


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

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1]


青藤是天才,八大是天才,缶老是天才,白石也是天才。其实际成就,皆是狂草大写,可见其向往的热烈了。这种大写,一句话,即青藤所说“张颠狂草书”是也。缶老一则曰“学天池泼墨”;一则曰“气夺天池放”(按:差远了)。


所谓“谁真好手谁野狐”,早有分别。实际上,这四句就是一部画史,即青藤、雪个、缶老—当然还有大涤子—其意匠,是相同的。因而,是永恒的。就是说,狂草大写,摒弃形似,粗枝大叶,所谓“狂狷”,才是中国美学的主流。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又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可以说,中国艺术史、美学史的主流,即大家,是“狂狷”,不是“中行”,而数量,则“乡愿”最多。画马,究竟谁是主流?是悲鸿,还是马晋?不是一目了然吗?这两种艺术观,要分清楚,再不能半斤八两、不分高低了。老人们说得清楚:

气夺天池放。

张颠狂草书。


这才是真正的主流,是中国艺术彪炳于世界之林的可一不可再的伟大意匠。这是不能含糊的,而美国人高居翰,却以董其昌为主流,而弃青藤、雪个、缶老于不顾,不知为何?


蟹篓 齐白石 北京画院藏


白石“变法”后的面目是什么?是“张颠狂草书”,不是写意之书,而是狂草如画。缶老云“是梅是画了不问”,对白石应该说“是藤是草了不问”了。不需远提,仅以北京画院所藏《虾篓图》,就可以说明。请看那篓,全是飞白,全是狂草,与左下角的浓墨数蟹相映,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宇宙,叹为观止。晚年变法,首先是从草书入手,上接传统,然后才是一套崭新的笔墨。这又是一目了然的了。齐白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他把青藤“张颠狂草书”的审美理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难以追攀的高度,令后人只有惊诧,而这,是从草书开始的。


伟大的先哲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发现了、实现了这一“癫狂”的审美理想。它的完美表现,就是白石。而在走向白石的道路上,在理论上做出重大突破的,正是傅山。


草书临柳公权《圣慈帖》 傅山

绫本轴 134×53cm 山西博物院藏


能不能说,傅山是伟大的美学家?我看,可以。在明末清初这天才遍地、异端竞起的时代,他是当之无愧的弄潮儿。他的美学,吉光片羽,光焰万丈,于写意情有独钟。在大写的明末清初,他更是写意之尤。他说:


“呜呼!古是个甚!”

——《〈杜遇〉余论》


一双空灵眼睛,不惟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

——《家训》


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今人看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

——《读〈南华经〉》


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

——杂记《十》


写意本来是纵横古今,一空千古,但像傅山这样热烈而彻底,真是千古一人。他对理学的切齿,是神圣的憎恶,为写意护法又是千古一人。不懂这个道理,写什么意?天才的、创造的、写意的狂呼,历数百年而常新,但恐今人也无此胆略。因此,他的写意论是其整个叛逆思想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他不惜再三言之。


一则曰:

草草写意。

——《题〈兰芝图〉》


二则曰:

草草写意。七十翁真山。

——《题〈雨中花鸭图〉》


三则曰:

老眼麻知,率意粗写。

——《题〈古柏寒鸦图〉》


四则曰:

即不屑细曲,一味大写取意。

——《太原三先生传》


这都是晚年之笔。“一味大写取意”,即大写意,是他终生意匠所在。像这样兴寄无端,音情顿挫,越写越草,接二连三,唯思不至者,光芒万丈。一扫千古,还有几人?所谓“品格在倪瓒之上三四倍”(《晋中名能书者》)者。有谁敢说?此前,唯有元人汤,差可比肩。这里,把中国艺术与美学的奥秘,抉发无遗,反观刘勰“写物以附意”(《文心雕龙·比兴》),全昧于大写者,不啻千万里矣!


这一意匠的标志,即“四宁四毋”:


宁拙毋巧,

宁丑毋媚,

宁支离毋轻滑,

宁直率毋安排。

——《作字示儿孙》


盖诗文书画,其理如一,而大写的奥义,舍此何求?这就是他说的“癫狂”的本意所在(《画云兰与枫仲漫书》)。艺术,怎么能是“小技”呢?“小技”之作,巧,媚,轻滑,安排,哪有大写之风力!持此论者,矮子观场,“玄牝不着”,令人黯然!论者往往垂涎于他“晚年”的连绵大草,这是不错的。可惜,不知这振聋发聩的“横驰”之谈,更为根本罢了。天才的写意论家傅山,就是这样突兀地矗立在我们面前,再也不能不理会了。


草书“破书余古香”诗 傅山

绫本轴 183×48.5cm 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的连绵大草(即狂草)及其写意论,与白石,何等亲切!中国艺术与美学的主流,即草书写意,甚至是狂草大写,即“张颠狂草书”,千余年来,波澜丛脞,一以贯之,若傅青主、齐白石,挟其天才,谆谆教诲,其尤也乎!那么,这种把一切“乡愿”“中行”抛在宇宙之外的“悠久而独特”(克罗奇,戴高乐)的民族的意匠,其诀窍,何在呢?当然,在哲学,即抓住草书,特别是狂草这一煌煌万古的独得之秘,才有希望。正是在这一点上,即草书写意,不似之似,似与不似之间,白石与傅山,相视而笑,有大贡献。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在我们民族的审美史上,汉魏至初唐,“形似”都是十分抢眼的字眼儿。就是说,重形似。刘勰说“写物以附意”(《比兴》),“附”也者,附带,连带,“附”而已矣,这与后来的发展,即倾心于写意,实在有天壤之别。形似与神似的矛盾,至唐人张彦远,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这就是:“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历代名画记》)


但《诗品》仍讲“脱有形似”。鞭笞形似,始自天才的苏轼。他说: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这应当是写意史上天才的转折,于是,“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陈与义)”出现了,“不向骊黄求驵骏,出家自有九方皋(鲜于枢)”出现了,元人汤,更是写意的重镇。倪云林说:“逸笔写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耳!”这里,“不求形似”出现了。什么叫“不求形似”?相传明初王绂(王孟端),做了发挥,他说:“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书画传习录》)王锡爵说:“故看似不似,实不似之似也。”这更可靠。还有一些,不都引了。


这里,出现了“不似之似”。这四个字,是否出于佛典,我不敢说,但这一辉煌的草书建构,确是扣开了写意之门。明人的写意论,值得珍视,而后浩浩荡荡的灿烂的论断,出现了。


董其昌说:“太似不得,不似亦不得。予学书三十年专明此事,而不能竟。”[2]“三十年专明此事”,可见这是核心问题了。“太似不得,不似亦不得”,那么,怎样“似”才“得”呢?他没有说,未达一间。但这里提出“似”的两极,则“似”的真谛,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是董派健将清初王文治,他说:


窃谓古帖虽至佳,必得名家临仿,而精神倍出。其似与不似之间,乃是一大入处。似者,践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形与神在若接若不接之间,而真消息出焉。以似为不似,此不似为似,非似非不似,即似即不似,重重秘密,帝网交罗,故文敏自谓学书三十年,专明此事。[3]


这样,“似”与“不似”的“重重秘密”解决了。这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就是“不似之似”的通俗解说。“似”者,践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似与不似的矛盾,至此而豁然贯通。这“重重”,他讲得天花乱坠:以“似”为“不似”,以“不似”为“似”,非“似”非“不似”,即“似”即“不似”。


高拔乎历史之上,把“似”与“不似”的种种形态,发挥得淋漓尽致,貌为四句,其实一也。非“似”非“不似”,即“似”即“不似”,直接把董其昌的困惑解决得何等完美,真是绝唱!我前年所引乾隆间空空道人《岂有此理》一书,“似与不似之间”出现两次,这说明“似与不似之间”,已成口头语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傅山的写意论:


草草写意。

——《题〈兰芝图〉》


一味大写取意。

——《太原三先生传》


不仅“草草”,而且“大写取意”,这不是“大写意”吗?似与不似的矛盾,到底如何解决?说到底,就是“草草写意”。是的,写意,但必须“草草”,即草书,即大写,才得其门。而后,翁方纲提出:


世间无物非草书。

——《徐天池水墨写意卷》(《复初斋诗集》卷二)


李拔可提出:


乱头粗服写《离骚》。

——《题缶翁画》


这就是中国意匠的总结。“无物非草书”,这就把草书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法而已了,这是对“不似之似”或“似与不似之间”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概括。“乱头粗服”即草书,只有“乱头粗服”的草书,才有最大的诗意。自宋至明清,所谓“九方皋相马法”者,“四宁四毋”是也,又岂止书画,至此而中华美学的写意体系、草书体系,昭然若揭。


1951年,白石老人说:

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此91岁白石老人语。

——《题枇杷》


这是正面回击董其昌的“太似、不似”说。中国意匠,至此而再无留恨。这里提出了三种意匠,即三种艺术方法:一、似与不似之间;二、太似;三、不似。用20世纪50年代的话来说,“太似”是自然主义,“不似”是抽象主义,“似与不似之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就是这样称呼的。其实,大谬不然!1902年梁启超、1908年王国维,都提出“写实”与“理想”两种方法,本来就是舶来品,但这舶来品不值得贩卖。盖“写实”与“理想”,本来就不是意匠,鲜有笔意,即不是“不似之似”“似与不似之间”这写意的笔法,本来是不值得搬运的。西人也早悟其非,故有“表现主义”即“心灵姿式”之说出,而中国美学的草书主义,早已超拔乎其上了。


如果说,“似”与“不似”之间这个矛盾,是董其昌提出来的,是王文治解决了的,那么白石老人这个“之间”,这个“不似”,这个“太似”,就把王文治的天才思想做了更通俗、更精髓的概括。那时西方的方法论一塌糊涂,这就更加珍贵了。苏轼—倪瓒—王绂—王锡爵—董其昌—王文治—傅山—齐白石,一线贯穿。这八家的发现,是中国写意史即“九方皋相马法”的天才的棒喝,至今言犹在耳,但都大背其道,不知所云了。今人忙着贩卖西说,王文治的四句话,抛在脑后,王文治达到的高度,全然不解,把自家的金饭碗扔掉了,呜呼!


然而,言犹未尽。


既然草书这么重要,那么,草书本质是什么呢?要把草书的本质,提到艺术的本体的高度,盖草书是人类艺术的未来的希望。到底什么是草书,特别是大写意?


草书者,


一、写意之尤,写意之写意。

按:“写意之尤”是我提的,“写意之写意”是丁文隽先生提的。


二、“无声之音,无形之象”“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真正的抽象”“抽象的故乡”。

按:见张怀瓘《书议》。《老子》第一章。张大千语。


三、一之舞蹈,气之流行,道之飞动。

按:宗白华先生说,魏晋行草是“哲学艺术”,我这三句,是学后的心得。


四、奴隶之佳肴,异端之利器。


五、“手怒”,“苦闷的象征”而“天才游戏之事业也”。

按:“手怒”,唐人已有。此据李日华。《苦闷的象征》,是鲁迅先生所译日本厨川白村的美学著作。“天才游戏”见王国维先生《文学小言》。


六、中华民族的艺术观、中华民族的艺术方法,迥异于西方的另一个美学体系。


七、人类艺术的未来,是草书。西方艺术的出路,老老实实写汉字。


就是说,抓不住草书,特别是狂草,这一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牛鼻子,则终在大门之外。宗翁说,草书者,“哲学时代”的“哲学艺术”,这不是牛鼻子吗?篆隶楷行草,写意与工笔,一视同仁,半斤八两,瞎子摸象,自欺欺人。但,要推动这垂死的庞然大物,谈何容易!但不摧毁这垂死的皮相之谈,中国奥秘,东方意匠,又从何谈起。这就是我这篇《齐白石与傅山》所要请教于诸位的了。


还是要看历史。请看下列“草草”:

一、逸笔草草(倪云林);

二、草草而成(沈周);

三、草草写意(傅山);

四、率意潦草(唐寅)。


这些“草草”,蝉联而下,不绝如缕,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草,是中国美学的生命,研究中国而昧于草书,是不得其门的。正是“草草而成”,“超超玄着”。这就是齐白石,这就是傅山。这就是美,这就是意匠,这就是传统。这也就是本题所谓“齐白石与傅山”之“与”之所在,即写意的永恒性。公等以为如何?


注:本文选自《齐白石研究》(第五辑),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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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详见胡佩衡、胡橐编《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第324页。“为走狗”,也有作“牛马走”,见唐山《齐白石为何说“人骂我我也骂人”》,载《北京晚报》2017年5月5日。

2 严文儒,尹军.董其昌全集(第三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318.

3 同上。


(编辑:罗元欣)


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


作者: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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