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王家新行草、隶书和诗词创作来说，他的楷书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便想到他是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主任时，也不会与一个对楷书经典近乎宗教徒般敬畏、并下了超乎常人的“死功夫”、“硬功夫”的人联系起来。评价和认识王家新的楷书实践，的确要考察他漫长而独特的习书历程。

　　王家新有一位让人羡慕的父亲，督导他从几岁开始写字，小学、初中阶段就大量临摹欧、颜、柳、赵、褚，王家新说，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基本是这样起步的。的确如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初学书法者，还是在楷书上有志于进行创作的书家基本上是练“欧颜柳赵”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远离他的时代，王家新也一样。2008年，四十刚过的他接受老父亲的建议，重新捡起儿时的书法功课，买了大量的楷书描红本，一丝不苟，力求最真实再现原帖、形神兼备，这种“逆潮流”的、“坐冷板凳”式的习书范式，一坚持就是六年。

　　而今，当我走进他的书房，在写字台案上，看到了堆积如山的日课卷册，看到了他临摹的、也是我们大多数书法家曾经学过的《九成宫》、《神策军碑》，《勤礼碑》、《多宝塔》、《麻姑仙坛记》、《雁塔圣教序》，还有汉隶《曹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几十种之多。这些临摹作品基本是原汁原味，多数是他在万籁俱静的深夜一次性通临的，丝毫没有当代展览楷书作品中写意式的痕迹，而是一种高度的沉静与虔诚，一些长达十几米、达上千字临摹之作，气息一贯，布局规整，法度森严，秩序井然。打开一本本厚重的册页，我突然感到一种不忍触摸的滋味，想起了于右任先生的一首诗：“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种对中国传统经典近乎宗教徒写经式的敬畏、虔诚、执着、勤奋的精神，让我不得不调整我的阅读状态，也“正襟危坐”下来。为什么在延续近1500年的历史中“欧颜柳赵”始终是楷书的主流审美呢？四大楷书中蕴含的正大、中和、刚健、法度、秩序、规范、礼仪、庄严、静穆，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延续、壮大的核心精神。每当我们走上气势宏伟的庙堂殿宇，仰望高高悬挂在大殿高梁上的“正大光明”、“大雄宝殿”等牌匾，总有一种至高、至大、至刚的庙堂气象扑面而来，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庄严与崇高。为什么，不管何时何地，当我们看到启功、赵朴老题字，永远会有一种如对至尊、如沐春风感觉，而这是当代任何书法名家们的作品远远不具有的力量，须知，启老、赵朴老的书法渊源正是楷书四大家或与之接近的艺术风格。

　　王家新令人钦佩处，在于他始终把中国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并给予它最高的礼遇和尊严。书法是技，更是艺术家人格精神的物化，需要我们终生对人格、操守的不断追问与完善中才能实现中国书法的理想之境。当人们呼唤当下书法家要沉静下来、好好读书、加强人文修养时，王家新早已走在了前面。他嗜书如命，勤奋过人，家藏几万册图书，每天读书至凌晨两点以后。他推崇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喜欢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尊慕赵朴初、启功、季羡林、姚奠中、饶宗颐的道德学问，并和不少文化大师有不浅交往。他敢于担当，恪尽职守，推动国宝《研山铭》、《出师颂》的回归，“中华善本再造工程”、“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一个个延续中华民族千年文脉的史诗般文化工程，因为他的积极推动而顺利实施。正是这一切，让王家新得以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认识到包括楷书在内的当代书法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毅然在多年前就走上了这样一条特立独行的学书道路。

　　沈鹏先生曾经说过，当代书法整体繁荣发展上好像超越民国、清代，但拿出当代的代表性书法家与之相比，还是差距不少。的确如此，与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弘一、郭沫若、白蕉、林散之相比，当代书法家蓦然就会矮下。更何况“欧颜柳赵”这些穿越1000多年的圣贤之人呢。伟大书法家从来就是伟大人格与文化学养、艺术成就的综合体。文化与道德人格的双重缺失，导致当代书法家停留在技法炫耀的空壳上，而无法真正走进中国书法承载的民族精神气象的“道”层面上。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字可以从5000年前一直延续现在、并如此艺术性地记录和承载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精神。当我们傲人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经济、科技发展的高度时，忽视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高度正是我们几千年文字历史所记录的文明的高度。在这一“高度”的中央——国家最高宗庙、殿堂的精神符号，正是由中国书法楷书大写而成的。

　　无疑，王家新的楷书实践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引导意义……

作者：白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