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枢是陈寅恪受业弟子，他对乃师甚是恭敬。陈寅恪晚年托付毕生著作让蒋天枢整理，时陈已目瞽，躺在床上与蒋谈话。蒋已年过花甲，但一直弯着腰毕恭毕敬听老师说话，几个钟头下来始终没有坐下。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也秉承了乃师尊师的教诲。一次随乃师外出办事归来，送老师回家，途中大雨，遍地积水，蒋先生穿的是布鞋。章要背蒋先生，时章也已逾花甲，遭蒋先生坚拒。蒋跨出车门直奔寓所，章也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紧随其后。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题识”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十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然：“现在，距蒋先生的逝世也已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杂学，是读书人闲暇乐趣。鲁迅辑校古籍，收藏文物、关照考古等，对其写作都有帮助，那是一种把玩的乐趣。周作人阅读野史，为的是找非正宗文化的脉息，寻找人性之美。乡邦文献，这些在士大夫的不得志的文本里，能看到无数美丽的东西，可填补道德化作品的空白。有些作家没有杂学，有的是流畅的欧化句式，虽无暮气，然文字就过于简单，缺少古朴悠远的乡情与泥土味。茅盾有杂学准备，但可惜他把写作与治学分开来，未能深入开掘文字的潜能。汪曾祺是没有作家腔调的人，他比较自觉地从纷纭错杂的文本里找东西，互印在文字里，下笔不俗。许多人模仿他，不像的原因是不知道文字后的暗功夫，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民俗里的杂趣与艺术间的关系太大。放眼画坛，真正的大家无不关注民间的艺术，如林风眠、齐白石。杂学的东西，是精神的代偿，艺术的深未必是单一的咏叹，而往往有杂取种种的提炼。没有杂识与多维的视野，思想的表达简单无疑。这给了我读杂书、关注杂学的理由了。

　　蔡暄民回忆过去在老先生们身边的往事。从这些老先生身上不但学到了艺术的鉴赏，还有他们的人品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他说，老先生们人品个个都很好。沙孟海先生的居室外有一个洞，是冬天取暖炉子烟管的出口。每次有人托他求沙老的字，如遇老先生不在家，便写了一便条塞进这个烟孔里，过一些日子，沙老便会按要求一一写就。有一次在陆俨少先生家，一个客人来访。坐一阵子，师母过来提醒陆老：“侬好给人家画画了，人家都来第三回了。”那时候的老先生都愿意给喜欢自己艺术的人送作品，根本没提要多少钱的。为什么现在的书画不如上一代，原因就在为“钱”作画写字，哪还有感情啊?

　　张大千在日本有一女友山田小姐。大千赠台静农册页中有一幅山田画像，题曰：“画已既题暑，侍儿谓尚余一页。兴已阑，手亦倦，无暇构思，即对影如此，是耶?非耶?静农何从而知之耶?”溥儒也题云：“凝阴覆合，云行雨施，神龙隐见，不知为龙，抑为云也。东坡泛舟赤壁，赋水与月，不知其为水月，为东坡也。大千诗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与诗，是耶?非耶?谁得而知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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