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Headline 2018年6月28日专电（记者 陆文华）现在对良渚文化神徽完整图案的解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一个人骑在兽身上的形象。我认为该图案所表现的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神的形象，而不应该有人兽之分。通过良渚文化神徽与鸟纹的认识，再回头看河姆渡文化所谓的“双鸟朝阳”图案，其鸟身所展现的也绝不是太阳或鸟卵，而应是他们所信奉神灵的眼睛。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虽然相隔数千年，但是这两种文化对于头戴弓形冠的神灵形象以及以鸟作为载体的表达方式的传承，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与认同。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良渚古城遗址重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是在6月25日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杭州晓书馆举办的《寻找消失的文明》伴读分享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当日，刘斌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30多年来良渚文化遗址野外考古工作，深入浅出地生动讲述了良渚文化发现的重要历程、良渚古城的发掘过程以及良渚文化遗址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等。

文化信仰的超时空现象：

千年不变的神眼、弓形冠与鸟

1986年，刘斌参与反山遗址M12的考古发掘与清理工作，玉琮王、玉钺王等重器出土时的情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玉琮王、玉钺王上所刻的完整神徽图案，使人们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被认为是兽面的纹饰，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神灵形象。他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扁宽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是两个弯曲的兽爪。

刘斌说，现在对这一完整图案的解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一个人骑在兽身上的形象。我认为从雕刻层次上看，神人的羽冠与兽面都为浮雕，而身体部分却用阴刻；从尺寸上看，羽冠与兽面，比例相配，在设计上成一整体，因此很难有神人和兽面的区分；从其发展演变看，晚期均为简化形象，更无人兽之分。因此，该图案所表现的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神的形象。总之，无论怎样解释，该图案作为良渚人的崇拜神，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反山共出土了4件玉鸟，鸟的形态如同展翅飞翔的燕子，在玉鸟的腹部都钻有隧孔，可以缝辍。这些鸟在出土时，一般位于墓主人的下肢部位，推测原来应该是缝在巫师衣袍的下部使用的。这些玉鸟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从许多玉琮上刻的神徽看，鸟纹往往雕琢在神徽的左右两侧，反山遗址M12出土的玉钺王上的鸟纹则雕刻在神徽的下方。这种雕琢方式，反映了良渚人崇拜的这种鸟，应该是他们所信仰神灵的载体。而与神徽配合雕刻的鸟纹，其鸟身部分，则完全用神徽的眼睛表示，更是进一步说明无形的神灵是以这种鸟作为附体。巫师将圆雕的玉鸟缝辍在自己的衣袍上，显然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神的样子。这正是原始巫教求神、通神的方式。

刘斌说，关于这一神徽自身的解释，有猪、鸟、兽等种种取象之说。我们知道，神灵应是一种虚体的信仰，它形象的产生是经过了长时间提炼和综合的结果，要想恢复到某种具体的、单一的动物，恐怕是徒劳的。在《山海经》中，关于神的形象有“人面兽身”“人面虎身”“人面蛇身”“人面鸟身”等种种变幻不定的说法，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的心目中，神的形象是既与人类有关，而又不能等同于人的一种样子。从良渚文化完整的神徽形象看，也正是这个时间造神的一种反映。完整的神徽上部是头戴羽冠的人的形象，中间是圆眼獠牙的猛兽面目，下部是飞禽的利爪。这显然是一个复合体，但也是一个整体。无论在雕刻层次上还是比例上，兽面与人神的羽冠都是共用的。我们很难把这一图案分开，说哪一部分是神，而哪一部分不是神。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的只是这一神特化的面部。当虚体的神灵与人类发生关系时，必然要借助于媒体的显现，某些动物和巫师便充当了这种媒体，这也是巫教产生的根源。在良渚文化中，与这种神徽所代表的神灵崇拜关系最为密切的，可以说就是那些扮演神灵的巫师了。除此之外，某些特指的鸟也应是这一神灵信仰中的媒体，从鸟纹与圆雕的玉鸟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鸟在良渚文化的巫术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刘斌认为，鸟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一种动物。鸟上天下地的飞翔特性，令人类所向往，尤其是候鸟定时定点飞来的生态现象，更增添了鸟的神秘感。在许多的民族和文化中，都有关于鸟的神话和表现。《诗经》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句话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有关商族诞生的鸟神话记载。在良渚文化玉器的主题纹样中，与神徽配合施刻的鸟纹，是鸟纹形象较为多见的一种形式，主要见于玉琮、玉冠状饰、玉璜及玉三叉形器等玉器上。这种与神徽相配的鸟纹，想必正是良渚之神所乘的神鸟吧。

从这种鸟纹的自身形态看，虽然每一组鸟纹各有差别，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鸟身部分都是以特化的神眼，即所谓兽面的眼睛来表示。这更直接地反映鸟是神的载体，是神的化身的内涵。这种以动物的身体显现神的眼睛来表示神灵所在的方式，在早期的神灵崇拜中，还见于河姆渡等文化中。“在河姆渡文化中，被称作‘双鸟朝阳’或‘双鸟孵卵’的图案，我认为与良渚文化的这种鸟纹应具有相同的内涵，鸟身所载现的并不是太阳或鸟卵，而应是神灵的眼睛，只不过是以双向的鸟首来表现罢了。”刘斌说，从神眼上方所刻画的弓形的图形看，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只有弓形帽和双眼的简单的神像弓形帽子十分一致，这也更说明了圆圈应是神眼的象征这一事实。而同样的圆圈神眼，也刻画在猪纹以及陶兽等身上，这似乎反映了早期神灵崇拜不规范现象。从河姆渡文化的只有弓形帽和双眼的不完整神像，到良渚文化的头戴羽冠、四肢具备的完整神徽；从背向的双鸟共同负载一只神眼的连体式鸟纹，到各负神眼分置于神徽左右的鸟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刻渊源和内在联系，同时也反映了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造神过程。

寻找消失的王国：

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良渚古国

刘斌认为，大约距今4300年左右，一场特大的洪水席卷了中国东南部地区，这场洪水不知持续了多久，以至于在今天的杭州余杭一带，普遍留下了1米多后的沉积层，当时人们耕种的田地以及许多小河与湿地，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淹没了，这层厚厚的泥沙使这里4000年以前的文明销声匿迹。直到2000年以后的战国时代，才重新有人回到这块土地上耕种和生活。经历秦汉以后，这里又逐渐地热闹了起来，在山坡和高地上留下许多汉代的墓葬以及当时的窑址。但是对于4000年以前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却已经无人知晓。只是从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还似乎隐约保留了一点对那场可怕洪水的记忆。

今天的杭州余杭原名为“禹航”，传说是大禹治水在此停航登陆之地。《竹书纪年》说禹“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吴越春秋》说：“（禹）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氏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防风氏，一般认为是活跃在今浙江德清、湖州、杭州一带的部落首领。至今绍兴、德清一带还有防风庙等遗迹，每年还有祭祀防风氏的风俗。《述异记》说：“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在今天看来，关于那场洪水以及大禹治水的传说，又渐渐地真实了起来。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

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余杭良渚一带发掘和调查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第一次发现随葬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礼器的墓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在江苏吴县张陵山、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地，发现多处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出土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2007年，发现确认良渚古城，也逐渐知道当年的那场洪水。

根据目前调查试掘的初步结果判断，良渚古城的范围，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据估算，营建良渚古城核心区及水利系统的堆筑总土方量高达1005万立方米。

良渚古城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城内已知有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还有反山贵族墓地等重要遗址；城外有瑶山、汇观山祭坛和贵族墓地等。良渚古城的发现，进一步证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成熟的国家文明阶段。从其修筑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玉器制品，以及发达的宗教信仰等方面，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已完全可以和古埃及文明相媲美，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标志。

“尽管辉煌的宫殿已经灰飞烟灭，但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景象仿佛历历在目：以宫殿为主的王城有3平方公里，王城外围核心居住区有5平方公里，水利系统所直接保护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一个5000年前何等辉煌的古代王国。”主持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研究工作的刘斌说。

刘斌认为，长期以来，人们面对一个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何以走向消失（起码在局部的表面现象看起来的消失），而感到困惑和不理解，以至于做出种种推测和假说，良渚文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文化。

历史特别是考古学文化所展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区域内延续的过程，中国历史的无间断性，更是要求我们在一个过程中，连续地看待文化现象。从以玉器为线索对中国史前文化演变过程的检讨，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因素和时代转换的同时，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范围往往也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如果单就一时一地去看待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我们难免会产生断灭观，而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阶段和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去观察，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内部消长的现象，我们看到更多的将是文化间及局部集团间的交织与互动，是一种时空的交换与此消彼长。透过这种交替转换与螺旋式的发展，从而最终融合成为一个大范围的中华共同体。

“随着一个地域集中与特点明显的良渚文化在考古人的搜寻中变得模糊，更多良渚文化因素出现在了长江的中上游和黄河的中上游地区，这种有趣的现象正是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很好说明。”刘斌说。

（本文根据刘斌《神巫的世界》及杭州晓书馆伴读分享会刘斌专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