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人：毛岱宗（当代著名油画家）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山东美协副主席  山东美协油画艺委会主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博士生导师

　　采访人：蒋永茂 临沂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引言：

　　初春的泉城，暖意融融，在千佛山下，毛岱宗先生工作室，我拜访了毛先生。毛先生从艺四十余载，丹青为伴，孜孜以求，艺术渐入佳境；课业授徒，未尝稍怠，桃李满天下。毛先生博览群书，学养深厚，特别对道、释心学的理解与诠释，均有独到之处。毛先生平易近人，处事低调，作为他的学生，我几年前就有访问毛老师的想法，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一杯清茶，毛老师娓娓道来，就他的艺术之路、艺术追求、艺术风格等谈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想。

　　以下简称毛、蒋。

　　蒋：毛老师好。我认识您20多年，一直敬佩您的人品、学问和艺术。您从艺40余载，桃李满天下，作为油画名家，艺术造诣深厚，不但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能为您做这个访谈，深感荣幸。我想我们今天就以随便聊天的形式，谈谈您的艺术。我想请您先谈谈您是怎么走到艺术道路上来的？

　　毛：不敢当。我的绘画之路应该从小时候说起，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在四岁，得了一场病，家里面因此对我约束很少，比别的孩子自由，那时我拿着姐姐的铅笔在白墙上到处涂鸦，不仅没有被制止，反而得到鼓励。因祸得福，从此我自认为成了一个小画家。上小学时，我的老师是画画的里手，课余时间，我经常去吃小灶。到了**歌颂红太阳时，那年十三岁我帮父亲的供销社画***像。记得当时大人们帮我扎好架子，画两米高的***像，画了两天多，当时围观的人很多，真把我捧上天了。那种成功的自豪感，在后来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都没有过，也许就是这种成功感和自豪感激励了我进一步的热爱绘画。高中快毕业时，被委派参加了几个月的专业美术教师培训，我就在家乡一个中学做了美术和语文老师。在1973年，一个偶然机会，山东省艺校来招生，我抓住机会参加了考试，当时烟台地区选了我一个。就这样，我就进了山东艺校。艺校这段时间，教授我们的老师有赵玉琢、李正才、陈凤玉、段谷风、史振峰、曹昌武、朱铭、梁敬泗等。如今他们已进古稀之年，其中段老师和朱老师已过世。我很怀念他们。艺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没多长时间在1977年春我被就借调到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1978年恢复高考，我报考了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但阴阳差错把我录取到了无锡轻院工业造型专业，后来在年底我算是转学回到了曲阜师范学院，边上学边教学。1980年我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借读一年半，1982年留校任教。1989年至1991年，我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第五届研修班。一些老先生如韦启美、罗尔纯、詹天俊、靳尚谊、钟涵、马常利等来上过课受益很多。在1993年，俄罗斯油画家康恰连科来到曲阜师范大学举办研修班，他是一位印象现实主义画家，我也去了班上观摩学习。通过亲近俄专家的教学，我进一步了解俄油画教学特点。1992年我来到山东艺术学院之后，就一直从事教学、创作。1997年乌克兰油画家菲利来山艺执教办班，他是一位使用现代绘画语言体系的画家，他的教学很适合我当时对现代艺术研究的需要。我去参加了学习，受益很大。中间还多次去过欧美参观访问，这些都对我的艺术创作的探索和风格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大致就是我的艺术学习经历。

　　蒋：真是逝者如斯。您在美术上孜孜追求，一晃四十年就过去了，您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当代中国油画领域，毫无疑问，您的作品和艺术观点有独到之处，开创了全新的面貌。您的早期作品《红嫂》在国内就有了很大影响，后来您的艺术风格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红嫂》、《摇篮》到第八届全国美展的《山村雪霁》、第九届全国美展《盛开的梨花》、第十一届美展的《邵族风情》、第十二届美展再画《红嫂》，2011到年您在台湾长流美术馆个展和济南美术馆的个展，您的系列作品反映出艺术表现形式一直在变化求新，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刚健的进取精神。当然，您的艺术风格变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请问您绘画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毛：我开始学习油画，就是在山东艺校的时候，后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借读，受到了留苏专家张华清、徐明华等老师的影响。也受到苏天赐等民族化油画探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美术教育主要是受苏联影响，1953年开始，我国派出了留学生到苏联学习，1955-1958年，苏联政府先后派美术家到中国来主持油画训练班和雕塑训练班的教学，帮助中国培养创作、教学人才和完备教学方法，建立了苏式教学体系。可以说，我的早期油画最初的路子也是继承学习了“苏派”的这种风格。

　　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展览及各种流派开始进入国内，对当时的美术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时候已经动摇了我对“苏派”绘画的喜欢，其原因首先觉得绘画面貌雷同，其次觉得应该摆脱那种极左思想造成的绘画创作的阴霾，有了一点唯美追求。开始倾向于欧洲绘画，喜欢达维特、普桑等人的作品。1983年创作《红嫂》，就是模仿欧洲的古典画法。

　　1989年我去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这是油画界相对沉寂的一段时期。此时我开始了自己的思考。油画本来是泊来品，由于长时期的封闭，对学习油画的人来说有一种饥饿感，一旦打开国门，对一涌而进的西方各种流派，便生吞活剥。由于我们在十年**中也否定了自己的传统，所以年轻人缺少相应参照系和对应面，没有正确的接受西方艺术的准备，造成我们对西方的文化存在着盲目崇拜的心理。“85新潮”即是例子。短短几年中，在中国复演了西方油画的百年历程，显然是过于粗疏和经不起推敲。它的可贵之处是为中国油画界提示了一个多元发展的前景，但真正发展要沉静下来研究油画语言自身。

　　油画在多元化的今天，在中国该怎样发展，当时我开始考虑艺术怎么才能成为自己的。记得当时听了一场吴冠中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从宋代花篮讲起》，当时的吴先生举了个例子：在陕西有个地方，来人问“家里有人吗？”老太太回答“家里没人。”明明是有人，却是不拿自己当人。我们中国的画家不能当这样的老太太。应该说，我们自己家里有人，我们有好东西，我们应该学习我们自己的东西，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

　　经过中央美院的一段研修学习，我领悟到油画艺术探索要集中在民族性、时代性和个性的综合发挥上，其中缺一项都难立身。

　　蒋：是不是您从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开始，您对油画民族化探索的转向就开始了？

　　毛：是的，1989年在中央美院读研修班时，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绘画艺术和传统经典的研究上，当然也关注现代艺术。我想在中西当中找到一个新的契合点。我读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中国古代画论、书论，道家、禅宗的书都读过一些。并且关注传统笔墨，研究中国绘画史。后来发现，中国画在唐以后主要集中在山水的表现方面，不仅作品多，笔墨的表现经验和表现理论也多，于是就集中研究传统的山水，希望找到突破口。其实我过去主要画人物，就为了找到中西融合的可能性，我才开始画起风景。开始时做的很肤浅，主要是把传统水墨的构成带到油画表现的技巧中。

　　蒋：中国书法则是中国传统艺术，我注意到您的油画有着明显的书写味，而您的书法也显示较强的功力，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具有很强烈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情结？

　　毛：我喜欢书法。在上小学时我写的大仿字受到老师的表扬，后来就坚持练书法，**期间经常帮大人抄大字报，写了满手的毛病。自八十年代开始，书法热起来，我开始关注书法的一些学术动态，有全国展览必看，我断断续续地坚持练习书法。但我从没有把书法作为一个专业去对待，就是业余练习放松一下。有的朋友说，你可以出个书法集，我倒是从来没想过，平时绘画教学、创作就很累了，练习书法算是给自己留块自留地，放松、休闲。

　　蒋：毛老师谦虚。我觉得毛老师的书法虽然不是专业书法家，但水平绝对不亚于专业书家。您长期练习书法，对油画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我感觉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您绘画中的这种写意性，笔触的洒脱，应该是来源于书法。您身后的这幅画稿，应该是毛笔勾勒出来的吧，一看真很像黄宾虹的山水线描稿啊。其次，我感觉中国书法所体现的写意精神，线性结构，在您的油画里都有体现。

　　毛：是的，书法确实帮助我认识到艺术的一些理法。但要结合到画中，这是一个长期实践探索的过程。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要跟油画有所结合，首先要损去油画中的很多东西才能做到，尤其是写实油画。中西绘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在中国传统中以书入画都不容易，何况油画呢？究竟在哪些条件下，在哪些接点上才能做到融合借鉴，确实是当代油画家的一个重要的命题。

　　蒋：在您近几年的作品中，观众能够领略到一种鲜明的中国传统的味道，也有一种鲜明现代艺术特点。一看就知道是您的画。不难看出您是做出艰难卓绝的努力，能谈谈您是如何做的吗？

　　毛：我对西方的传统写实油画有过较系统的研习，但后来觉得，对表现来说写实是桎梏，慢慢想从其中摆脱出来，看上去就是去掉油画的这种“西方特征”，努力使其简化，可以说是“以中化西”或者“以中润西”。谈何容易啊！已经习惯的东西太难克服了。我当时是下了决心，不脱旧貌誓不罢休，有一种凤凰涅槃的精神。我对西方的印象派下过很多功夫，你看这幅作品，应该是90年代的，印象派的东西就多一些。后来的作品，我努力去画的简一些，尽管在色彩上综合了关系，做平面化的处理，但是还是有印象缘源，脱干净了不容易。中国画色彩就具有装饰化、类型化特点，造型上有平面化的特点。油画只有做到这样，才有可能将书写加进去，否则立体和平面是冲突的，透视空间和装饰空间是打架的，笔墨的抒情和叙事也是纠结不清的。直觉即表现，中国的写意是一种直觉特征，所以油画只有放弃了科学的描述性的束缚才能和中国的写意走向融合。这是我的探索经验。

　　蒋：油画的“本土化”“民族化”问题已谈论多年，从上一代老一辈画家如林风眠、刘海粟、董希文、罗工柳、吴冠中等艺术家都曾做过很多尝试和探索。但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很多画家在实践上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真正有成就的画家还是少数，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毛：有人说油画民族化是一个伪命题，从理论角度研究它确实是一个伪命题。不可能有一种理论设计出来大家去实践。只有实践了，才会有理论。现在已经有作品和画家呈现了，所以还能说是一个伪命题吗？当年民族化问题的提出，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使命感，创作一种为广大受众所理解、接受的、喜欢乐见的中国气派的油画，是一种文化担当。可是当下具此担当的画家有多少？而要在油画中承载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更要求画家具备民族文化的广泛、深度的修养，对民族艺术文化的理解和情感。但今天多数画家的情况和上一代画家的差别，就在于上一代画家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有了一个参照系再去留洋，他们的视野开阔，使命感很强。现在流行的泛写意，泛中西融合，其中有些很浅薄，还有些挺庸俗的东西。这可能是市场导向的原因。“民族化”本身应该是一个严肃学术问题，最终需要以公认的作品来回答，不能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因此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宽松，有利于学术探讨的环境，更需要画家有一个远离浮躁，沉潜艺术、安于寂寞的心态，靠几代人去努力才能完成。

　　蒋：您这些年每年都带学生外出写生，或自己去写生。这些对艺术探索有怎样的影响，您认为写生和写意有什么关系？

　　毛：对写生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一说到写生，我就佩服中国的文字界定”写生“这件事所体现出来的智慧性。为什么不叫做”写实“，或”再现“、”复制“？写生的要义是在这个”生“字上，它首先是相对”熟“而安身立命的。”熟“字本身并没有什么贬义，而多数状况下它还是褒义的。如”成熟“、”娴熟“、”熟中生巧“等等。可偏偏在画画这件事上，”熟“给画家带来了厄运。如画的风格面貌熟了，人称似曾相识，无兴趣光顾；画的技法熟了，甜、腻、油、滑之类的东西伴随而来。因此，对画家来说，谁沾了”熟“便沾了些晦气。本来它们是艺术成熟的标志，但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一个生命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徐悲鸿先生就曾警示人们：‘一本芥子园画谱，断送了中国画的生命。’话虽偏激，却道出了真理。因为画家一味地因袭模仿，去走捷径，似乎占了便宜，却断了源头活水，最后其艺术只能枯萎。”上面我们提到一种“泛写意”。实际上就是一种概念化，僵尸化，熟练化，缺乏生机为特征的。通过写生可以纠正一些不足。在写生中写意就是一种在场性的创作实践。

　　蒋：您是不是在这条路上上走得很顺利？也有过失败吗？

　　毛：艺术创作任何时候都没有轻车熟路。我对写生意义也是在实践中加深认识，开始是将写生做为创作素材的准备活动来认识。还没有把它当作创作维他命和抗生素来认识。如大约在20多年前，我刚开始进行中西融合探索，模仿了一些山水的图式，画得有点传统笔墨味道，不少人说不错。可是詹建俊先生尖锐的指出，“你不能从那个古人堆跳出来，又掉这个古人堆，你得想办法脱开中国的小古人”。我发现詹先生在油画民族化方面研究的太深了，对问题发现很敏锐。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症结，可是如何克服呢？仍然在形式语言上找出路吗？在一个展览上韦启美先生告诉我：你回去画画照片会更好。我琢磨才明白，实际上他是让我克服概念化、类型化，从自然中找鲜活东西。就从那开始，我知道了写生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蒋：那么说写生的意义应该在写实上？

　　毛：未必，我刚才说过写生中写意这个概念。实际上写生既是在感受鲜活，又是在锤炼表现语言：写生也是一种创作形式。在写生中，我走过了一个从印象到意象的过程。前期写生多半是依靠一种感觉，记录第一印象。以后慢慢地对这些作品觉得不满足。因为新鲜感虽然是撩拨画兴的重要因素，但作画只停留在这种感觉的刺激上，往往流于平庸、肤浅。后来就强化自己的情感与想象。长期的实践使我意识到，写生的第一印象只有被激情和想像托起的时候，才放大了它的价值。否则，就会变成一个机械性的扫描仪。所以印象写生多依赖感觉，意象写生依赖知觉。

　　蒋：照此说来，写生和创作同样是需要调动情感的，心态也是起很大的作用吧？

　　毛：是的，你说的对。写生难的不是技法，也不是眼睛的搜寻扫视能力，而是难在灵府的明澈，所谓不澄怀无以味象。作为画家要使大自然向你敞开襟怀，你也向大自然敞开心扉。要达到纯洁交流，我体会需要突破三层如尘的障碍：第一是俗障，主要是指俗物缠身，心迫于物，又被功利所役，使之不能安分，虽然勉强去画，难免笔在画上走，心在他处游，画得味同嚼蜡；第二是知障，这道障碍更难过，因为在这里我们容易认贼为子，这往往是前人的经验或范式的束缚使之不知不觉戴上一种有色眼镜，尤其对你有影响的那些画家，经常出来做乱，他在盗你，你却不知，自己努力画了一张画，却像是别人的。所以在表达的瞬间中知不如不知，有不如没有，虚以待物最好；第三是景障：写生中经常发生这样的状况，即越是好景越画不好。原因是景太美了，被它迷住，像是在热恋中失去自我的年轻人，以致于唯唯诺诺臣服于恋人，不敢慢待一点。写生中保持一种清醒和超然，达到亦即亦离、不即不离的状态才会心平意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写生就是创作，而且更带有原创性质，因为它是直接从观看开始。

　　以上都是我的一些感悟，未必自己就做到了，实话说自己也时明时暗。画得好的时候，心路畅通一点，画得差的时候，自然有不通畅的地方。

　　蒋：原来画家的操守和状态会直接影响画的品味和质量啊！

　　毛：是的，功在画外。

　　蒋：你画过这么多不同题材，也从写实到写意变换着不同的表现方法。但您的画风始终是自然、平静、轻松、明快。这里面是否有一种超风格和语言的支配力量，或是说语言风格折射出一种与人生相联系的东西？

　　毛：这个得让理论家们才能说清楚，但就我个人的人生感悟来说，我们东方的中国人是生活在弥勒佛的欢喜中，老庄的智慧下，孔孟的感乐里。正因为如此，我们传统绘画中很少有沮丧的题材，而西方从耶稣受难开始，很少有画欢笑的题材，在带着原罪的来到世上的文化氛围中，在画中出现笑被看成是一种轻浮。欢喜的弥勒和受难的耶稣都是救赎的象征符号，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源头。我生在东方自然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对画家来说一种文化选择和立场往往是植根于生命当中的。通过作品把欢喜、明快、轻松带给别人，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蒋：这原来是“画以人重，人以画传。”

　　蒋：最后一个问题，对当前艺术作品的价值和艺术市场的价格不平衡性和市场乱象有怎样的认识？您认为艺术家如何在艺术市场面前不动摇，坚持学术立场？

　　毛：我说实话，没有太多的考虑市场，这也不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关注的问题。中国的艺术市场很复杂，也存在很多乱象，这也是改革开放走向市场化的一个必经过程。本来，一件艺术作品它只有艺术价值，其艺术价格是外在因素的附加在上的，所以存在着艺术价值和市场价格不相符的现象。有些艺术价值很低的作品，经过人为炒作，也可能卖到较高的价格。但我认为，价格本身最终要回归价值。就像金融大鳄索罗斯说的，对艺术品的收藏或投资，也应该以艺术价值为唯一标准，而不是其他标准（如官位、名气等）。

　　作为艺术家，不应该过多关注市场，你只管好好画好自己的画。说实话我们当年痴迷于画画，根本就没有考虑市场，那时候也没有艺术市场。要是真为了市场，可能就画不出今天这样的画了。

　　结语：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访谈结束了，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展开，但毛宗岱先生的艺术经历、主要观念已逐渐清晰起来。整个访谈，毛先生侃侃而谈，对当代艺术的见解敏锐而深刻，显示出不流于尘俗、清朗刚健、豁达超然的独特气质，一个有思想、有责任、有担当的艺术家形象豁然在目：一方面是对艺术的执着，四十年如一日，上下求索，兀兀穷年，在技与道上达到了令人景仰的高度；另一方面，对当代艺术的一些浮躁空虚、急功近利之风，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从容散淡，不骛虚名，淡泊名利，所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在市俗之外保持一份难能可贵的艺术净土，我想这将成为毛先生艺术更上一层楼的基础和保障。毛先生刚退休，正值其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将创作出更高水平、特色更鲜明、不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我衷心祝愿毛岱宗先生的艺术之树长青！！

启德美术馆

于2016年3月29日

作者：蒋永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