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与明代中后期的士绅群体——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节选）

文：吴艳红 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

士绅群体，包括在朝为官和乡居的士大夫，以及未及进入仕途的文士学子，作为明朝的精英群体，在明代中后期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自然也出现新的特征。尤其是本展所涉及的浙江以及江南地区的士绅群体。与明朝其他地域相比较，浙江和江南地区经济、商业的发达，与外部世界的各项交流都处于前列，而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和影响，则更为浙东文化和江南地区士绅群体的整体面貌带来了新的特质。

书画具有艺术性，但是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对消费的关注，书画也成为重要的商品，不仅广泛用于馈赠，也在市场上流通。本展收入的作者祁彪佳曾经提出以“润笔之资”，购买陈洪绶或者其弟子的画作。本展收入的作者黄媛介，曾经常年卖画于西湖之畔。因此，书画具有个人性，体现和表达不同作者的性情和感悟，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书画的创作和流通，成为士绅群体交流和交往的重要媒介之一。书画，因此可以成为窥视当时士绅群体特征，甚至是当时社会状态的重要且独特的视角。

祁彪佳一生著述丰富，他留下的日记尤为引人注目。祁彪佳日记现存共15卷，约四十多万字，从崇祯四年七月底一直记录至顺治二年闰六月祁彪佳自尽，共计十五年，其中虽然有些年份记载有缺，但是所存部分均逐日记载，因此每日行程都有细录。这在明代的士大夫中是绝无仅有的。对于明清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祁彪佳的日记，对于书画的创作、鉴赏和流传也多有记录。以尺牍而言，从祁彪佳日记来看，祁彪佳一直保持了每日三到五封的信札量。祁彪佳日记还记载，崇祯九年整理天启二年至崇祯三年之间收到的赠扇，竟然有500多柄。之后日记中每年都会出现赠诗扇的记录。 与此同时，祁彪佳日记还记录了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频繁的交际往来。 台湾学者朱冬芝统计，崇祯四年从七月底开始至十二月底，祁彪佳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与288人的会面，崇祯五年全年则有789人。加上很多人物的交往有叠加的现象，平均计算，崇祯五年一年内，祁彪佳每天会面访友的次数为七次，殊为繁忙 。之后，乡居期间，会客虽少，但是通过尺牍、诗文、书画和结社等，其周围仍有繁密的交际网络。

本展涉及的一百位作者中，与祁彪佳同时代占多数，有50多位，而其中超过一半的作者，都曾经出现在祁彪佳的日记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祁彪佳日记为理解明代中后期书画及其背后的士绅群体，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资料。

晚明祁彪佳这一群体生活的时代，朝廷风雨飘摇，最后崇祯自尽煤山，清军入关，明清易代。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士绅群体，在知与行，在道德与事功方面均提出更大的考验。明末，同样以王阳明心学为标榜的一些流派开始出现玄虚、空谈的迹象，以真性情为藉口，这些士绅放浪形骸，放弃道德的约束，也放弃社会责任。则该如何对王学进行端本正源？另一方面，明代中后期，以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与中国的士大夫开始了直接的交往，祁彪佳这一代人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士大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已经积极投身于把西方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些西学的影响是否应该吸收，该如何吸收？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催生了本展收入的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等大儒，其思想中对经世致用的强调。

从行这一层面而言，对祁彪佳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于明清易代的回应。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尽；不久，清军入关，新朝建立。对于明朝的士绅而言，是忠于明朝，还是为新国所用，是一个重大的道德命题：知行如何合一？

书画内外，可以看到祁彪佳们的努力。他们参加证人社，在讲求心性的同时，强调改过迁善。崇祯五年六月，祁彪佳在北京，在熊开元住处看到“西人所制恒升，盖汲水具也”，祁彪佳称其“机巧绝伦”（65页）。这一时期祁彪佳与已经任职礼部尚书的徐光启也颇多来往。此外，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浙江湖州府归安人。接受过西学，有《武备志》一书存世。祁彪佳日记中，也有阅读《武备志》的记载（388）。1645年，祁彪佳沉水自尽，与祁彪佳前后殉国的士绅中，有本文提到的余煌、徐石麒，吴麟征、倪元璐、刘宗周、黄道周等。刘宗周明确提到，其殉国，是为传道，传学。 而祁彪佳的绝笔中则有“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这样的字句（892）。祁彪佳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