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硕（台湾画家、美术评论家）：第一次看到青年画家袁武的画，是他参加枫叶奖的金牌作品《天籁》。他在中国水墨画的表现上有创造性的突破，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次是他得到枫叶奖“薪传奖”的作品《垓下歌图》，是168x200cm的巨制，这一幅描写项羽和虞姬垓下败亡的故事，更令人刮目相看。

　　《天籁》构图奇险，造型古拙，水晕墨章，非常难得；《垓下歌图》笔酣墨饱，气势十足，有极强的感染力，在当代大陆画家历史题材创作中，这是极为突出的一件力作。

　　袁武非常能驱遣中国水墨传统中诸多表现形式的要素，创造性地组合融贯，来表现他新的构想和新的造型。从《垓下歌图》我们可以发现袁武的“形式语言”在继往开来中，发挥了水墨画特有的“语言”和“句式”，且在袁武的重新组合调配之下又发展了新创的丰富与生鲜的气韵。没骨与双钩；泼墨与工笔；浓重的色彩与素净的水墨；墨后加色与色上施墨；极淡极弱与极浓极重的对比；焦渴的枯笔与水份滋润的对比；其它如黑与白、有与无、实与虚、厚与薄、重与轻、阴阳凹凸与平面勾勒等对比都无不相生相应，曲尽其妙，最高的目标仍在于强化独特的形式语言，为作品的意旨效力。

　　当代水墨画人物画不但承接传统，也吸取西方绘画诸多要素，融汇创拓，展现了前古所不能梦见的更广阔、多样、深化的技法手段。不过，在现阶段，不少中青年画家一旦忽略中国水墨的优秀特色，很容易洋味十足：一旦以玩世不恭的逸笔草草，又很容易形同速写和漫画。这也很值得袁武从旁人的得失中去借鉴。

　　从许多最佳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袁武很能把握中国水墨画现代表现的方向，那就是一方面继承传统的精髓，在审美意识和个性发展上，能摆脱传统的羁绊；一方面采撷西方的优长，但在坚持水墨画特性的发扬与批判地对待西方现实主义的态度，袁武不肯像某些急功近利的“前卫”画人以摭拾西方皮毛而以为创新，这是令人欣喜的，也是袁武未来更上一层楼的先决因素。

　　我接触袁武的作品不多，无法长篇大论，不过袁武的画令人印象颇深。他现在才三十八岁。已经有不平凡的成绩，希望他不断跃升，坚守自己所要走的艺术方向，在这个“怎样都行”的时代决不动摇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袁武未来有更卓越的表现。

　　恩存（美术评论家）：对于画家来说，一种艺术精神与理想的具体实现，常常集中地表现为相关的艺术原则，它们都会因其对对像世界的选择，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技术手段的不同，而形成一种特定的取向与特定的框架。

　　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画家，必定对各种艺术、文化精神有所选择，并于他自身自觉不自觉之间与之形成一种约定，乃至一种规范；于是，这种艺术精神一定会具体地呈现为不同的阶段性形态和范式。

　　读青年画家袁武的水墨人物画，顿生此种感觉。

　　近年来，袁武的作品渐渐退去了学院时的严谨与周到，不过分注重强弱明暗皴擦，人物形象不再以真实的质感取胜；而是更性情化了，更率意无为了；细看作品，便能发现笔墨内涵，比以前更丰富，更概括，更含蓄。应该说，他已形成了有个性的艺术取向，建立起自己的艺术框架。

　　袁武把自己的水墨画定位在工写之间，他的近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时而雷雨般地泼墨大写，又辅以白描般的反复勾线，形成了写意与工整的对比，浓与淡的对比，疏与密的对比，虚与实的对比；故他的创作与水墨原则，可以归纳为：没骨大写加曲铁盘丝般的线描，但更强调的是线的表现力与个性化；以表达他盘亘在内心的心灵意绪。

　　在他的近作中，因此展示出一派清朗与隽永的心灵意绪，而且，表现得十分恰切与含蓄。尤应指出的是，近期他特别注意题旨文化性、自主性和形式语言的净化与纯化，剥离了那些遮蔽绘画的因素，突出水墨艺术本体的美感与魅力。

　　袁武早期醉心山水，现在专功写意人物；可以看出他在人物画创作中融入了些许山水画技法，使线条极其韵律，使墨色丰厚而有层次，使作品不仅富于形式意味，苍润兼具，而且于浑然的整体感中溢出独特的中国文化意绪，那是一种惆怅的、忧郁的、悲壮的，空灵的、淡泊的及旷达的心灵意绪的形象化。

　　譬如，《听松图》、《两袖听松图——郑板桥像》、《刘禹锡诗意》、《秦始皇》、《老子出关图》及《凉山布拖人》、《大山深处》等，作为写意人物画，不论古今人物都透出山水画用线及皴法的痕迹，体现出袁武用线的优势；这些线，细察之，不难发现，始终是中锋用笔，粗细浓淡几无变化，甚至因其大面积的重复，不免产生工细之感，然而作为背景与写意泼墨的人物主体产生有机呼应之后，便成为造境整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里，非如此不能抒写心灵意绪。

　　不论古今人物，为着表现某种文化意蕴和形式内涵，袁武都从已确立的取向和框架出发，驾驭自己的艺术语言，笔墨构成，意向组合，来表现特定的意绪。

　　为着表现贯通古今的民族文化诗情，袁武选择了精神旅途中的古代先贤，哲人士子，辅以对大自然的无限丰富的形态描绘，来做为表达情思的媒介；如：《绿肥红瘦》中肥大苍翠绿叶拥围着淑女，《听松图》中盘亘松枝下端坐忘我的高士，《凉山布托人》黑衣衬托着诸多沧桑面孔，《沧海图》与《秦始皇》中密不透风的勾线与前景红色人物的对比，无不意绪、诗情、襟怀的表露；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画家的匠心独运，为了表现人物的情感意趣，为了展示水墨本体美感，画家每每在淡彩湿纸上再施“死墨”，这样不仅增加了形象厚重浑然的力度，又体现了水墨、宣纸、笔触的肌理美与无尽韵味；因此袁武笔下的古今人物心灵意绪的表达都与这一特定技法相关并浑然一体地表现了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心境高度。

　　袁武在一幅小画中，不经意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写生名曰画形象，实为画感觉，每接触一个陌生的形象，会产生一种陌生的感觉，那便是一个新世界。”也许这是极普遍的感受，却道出了一个奥秘，即把一个现实形象转化成艺术感觉，转过来后必然进入精神层次，才能表现深刻的心灵意绪。

　　在上述作品中，我们感觉到画家的旨趣和追求；他以浓重的“死墨”对应繁复的勾线，，造成虚实一体，以简对繁造成了形式语言的清朗和隽永，使人与景互渗互融，突出了水墨艺术的诗意本质，也突出了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意味及万像背后所呈示的美。这里水墨人物，凭借着无限丰富的“空白”，凭借着无限深远的“水墨”。凭借着高度成熟的材质诗意，真正将物质的存在，转化为心灵本体的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袁武所为之努力的，是要把水墨艺术的本质与人的生命诗情融合为一体。此时，我们便愈发理解袁武作品中的心灵意绪是什么了，使人与物的实在形质得以破除，使蕴含在水墨本体中的灵与人的精神得以接通，由有限的存在，导向若隐若现的无限存在之中，给那诸多不安分的灵魂以最充分的解放和欢悦的安顿。第一次看到青年画家袁武的画，是他参加枫叶奖的金牌作品《天籁》。他在中国水墨画的表现上有创造性的突破，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次是他得到枫叶奖“薪传奖”的作品《垓下歌图》，是168x200cm的巨制，这一幅描写项羽和虞姬垓下败亡的故事，更令人刮目相看。

　　《天籁》构图奇险，造型古拙，水晕墨章，非常难得；《垓下歌图》笔酣墨饱，气势十足，有极强的感染力，在当代大陆画家历史题材创作中，这是极为突出的一件力作。

　　袁武非常能驱遣中国水墨传统中诸多表现形式的要素，创造性地组合融贯，来表现他新的构想和新的造型。从《垓下歌图》我们可以发现袁武的“形式语言”在继往开来中，发挥了水墨画特有的“语言”和“句式”，且在袁武的重新组合调配之下又发展了新创的丰富与生鲜的气韵。没骨与双钩；泼墨与工笔；浓重的色彩与素净的水墨；墨后加色与色上施墨；极淡极弱与极浓极重的对比；焦渴的枯笔与水份滋润的对比；其它如黑与白、有与无、实与虚、厚与薄、重与轻、阴阳凹凸与平面勾勒等对比都无不相生相应，曲尽其妙，最高的目标仍在于强化独特的形式语言，为作品的意旨效力。

　　当代水墨画人物画不但承接传统，也吸取西方绘画诸多要素，融汇创拓，展现了前古所不能梦见的更广阔、多样、深化的技法手段。不过，在现阶段，不少中青年画家一旦忽略中国水墨的优秀特色，很容易洋味十足：一旦以玩世不恭的逸笔草草，又很容易形同速写和漫画。这也很值得袁武从旁人的得失中去借鉴。

　　从许多最佳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袁武很能把握中国水墨画现代表现的方向，那就是一方面继承传统的精髓，在审美意识和个性发展上，能摆脱传统的羁绊；一方面采撷西方的优长，但在坚持水墨画特性的发扬与（批判地对待西方现实主义的态度，袁武不肯像某些急功近利的“前卫”画人以摭拾西方皮毛而以为创新，这是令人欣喜的，也是袁武未来更上一层楼的先决因素。

　　我接触袁武的作品不多，无法长篇大论，不过袁武的画令人印象颇深。他现在才三十八岁。已经有不平凡的成绩，希望他不断跃升，坚守自己所要走的艺术方向，在这个“怎样都行”的时代决不动摇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袁武未来有更卓越的表现。

　　恩存（美术评论家）：对于画家来说，一种艺术精神与理想的具体实现，常常集中地表现为相关的艺术原则，它们都会因其对对像世界的选择，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技术手段的不同，而形成一种特定的取向与特定的框架。

　　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画家，必定对各种艺术、文化精神有所选择，并于他自身自觉不自觉之间与之形成一种约定，乃至一种规范；于是，这种艺术精神一定会具体地呈现为不同的阶段性形态和范式。

　　读青年画家袁武的水墨人物画，顿生此种感觉。

　　近年来，袁武的作品渐渐退去了学院时的严谨与周到，不过分注重强弱明暗皴擦，人物形象不再以真实的质感取胜；而是更性情化了，更率意无为了；细看作品，便能发现笔墨内涵，比以前更丰富，更概括，更含蓄。应该说，他已形成了有个性的艺术取向，建立起自己的艺术框架。

　　袁武把自己的水墨画定位在工写之间，他的近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时而雷雨般地泼墨大写，又辅以白描般的反复勾线，形成了写意与工整的对比，浓与淡的对比，疏与密的对比，虚与实的对比；故他的创作与水墨原则，可以归纳为：没骨大写加曲铁盘丝般的线描，但更强调的是线的表现力与个性化；以表达他盘亘在内心的心灵意绪。

　　在他的近作中，因此展示出一派清朗与隽永的心灵意绪，而且，表现得十分恰切与含蓄。尤应指出的是，近期他特别注意题旨文化性、自主性和形式语言的净化与纯化，剥离了那些遮蔽绘画的因素，突出水墨艺术本体的美感与魅力。

　　袁武早期醉心山水，现在专功写意人物；可以看出他在人物画创作中融入了些许山水画技法，使线条极其韵律，使墨色丰厚而有层次，使作品不仅富于形式意味，苍润兼具，而且于浑然的整体感中溢出独特的中国文化意绪，那是一种惆怅的、忧郁的、悲壮的，空灵的、淡泊的及旷达的心灵意绪的形象化。

　　譬如，《听松图》、《两袖听松图——郑板桥像》、《刘禹锡诗意》、《秦始皇》、《老子出关图》及《凉山布拖人》、《大山深处》等，作为写意人物画，不论古今人物都透出山水画用线及皴法的痕迹，体现出袁武用线的优势；这些线，细察之，不难发现，始终是中锋用笔，粗细浓淡几无变化，甚至因其大面积的重复，不免产生工细之感，然而作为背景与写意泼墨的人物主体产生有机呼应之后，便成为造境整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里，非如此不能抒写心灵意绪。

　　不论古今人物，为着表现某种文化意蕴和形式内涵，袁武都从已确立的取向和框架出发，驾驭自己的艺术语言，笔墨构成，意向组合，来表现特定的意绪。

　　为着表现贯通古今的民族文化诗情，袁武选择了精神旅途中的古代先贤，哲人士子，辅以对大自然的无限丰富的形态描绘，来做为表达情思的媒介；如：《绿肥红瘦》中肥大苍翠绿叶拥围着淑女，《听松图》中盘亘松枝下端坐忘我的高士，《凉山布托人》黑衣衬托着诸多沧桑面孔，《沧海图》与《秦始皇》中密不透风的勾线与前景红色人物的对比，无不意绪、诗情、襟怀的表露；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画家的匠心独运，为了表现人物的情感意趣，为了展示水墨本体美感，画家每每在淡彩湿纸上再施“死墨”，这样不仅增加了形象厚重浑然的力度，又体现了水墨、宣纸、笔触的肌理美与无尽韵味；因此袁武笔下的古今人物心灵意绪的表达都与这一特定技法相关并浑然一体地表现了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心境高度。

　　袁武在一幅小画中，不经意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写生名曰画形象，实为画感觉，每接触一个陌生的形象，会产生一种陌生的感觉，那便是一个新世界。”也许这是极普遍的感受，却道出了一个奥秘，即把一个现实形象转化成艺术感觉，转过来后必然进入精神层次，才能表现深刻的心灵意绪。

　　在上述作品中，我们感觉到画家的旨趣和追求；他以浓重的“死墨”对应繁复的勾线，造成虚实一体，以简对繁造成了形式语言的清朗和隽永，使人与景互渗互融，突出了水墨艺术的诗意本质，也突出了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意味及万像背后所呈示的美。这里水墨人物，凭借着无限丰富的“空白”，凭借着无限深远的“水墨”。凭借着高度成熟的材质诗意，真正将物质的存在，转化为心灵本体的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袁武所为之努力的，是要把水墨艺术的本质与人的生命诗情融合为一体。此时，我们便愈发理解袁武作品中的心灵意绪是什么了，使人与物的实在形质得以破除，使蕴含在水墨本体中的灵与人的精神得以接通，由有限的存在，导向若隐若现的无限存在之中，给那诸多不安分的灵魂以最充分的解放和欢悦的安顿。

作者：何怀硕、徐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