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心满意足的创痛

　　你优美的注视中，有着恶魔的力量

　　使这一刻，成为无法抹掉的记忆

　　——翟永明《女人》组诗之《渴望》

　　在雕像加拉泰娅身上，雕刻者皮格马利翁寄放关于女性“完美的”想像——一种提纯出来美丽的事物，他把它雕刻出来——而它是那些塞浦路斯人间凡女们无法持久贮藏的东西。这件事感动了阿芙洛狄忒，她赐予加拉泰娅生命，作为拥有爱的至高权力的神，她允许爱情在这种方式里实现。这种情况的另一个例子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弗丽涅，她因渎神被控死罪，希佩里德斯在为她的辩护中运用了类似皮格马利翁的方法，在最高法院的终审里，他扯下了她的长袍，说道：“难道能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结果弗丽涅胴体的优美为自己做了最好的辩护——法官和民众被折服，一致判她无罪。

　　皮格马利翁把女性化约为美丽的加拉泰娅，希佩里德斯用“美丽的乳房”替换了弗丽涅的存在——他的逻辑是：弗丽涅拥有美丽的乳房，处死她就同时消灭了美丽的乳房。这意喻着关于女性身体的乌托邦，它的积极表述是：身体会衰老消失，但它蕴藏的美将会被提纯出来永远加以保留。而这就是艺术家惯用的方法：之于具体，攫取它的另一种存在，艺术家有这种重塑的合法权力——关于想像的建设。从这个角度说，似乎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加拉泰娅。

　　毫无疑问，范治斌这些淡彩人体画总体上是优雅的，画中女人们驯顺地或躺或卧，在一个精致的灰色调的、充满梦幻气息的环境里，似乎安于被赋予的一切。优雅是一种源自外部观察的赞美：画面里的元素在他笔下持续转变——从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对实体的称美，那种等高线般圈转于女性身体上的排线;到中国梅枝式的轻逸线描;再到近于罗丹女体速写中那种突然介入的的水渍——无论置身于课堂或是他的画室的模特，他都耐心而克制的描绘。确切的说，他的“加拉泰娅”在迁徙着。开始他企图在人体造型的历史尺度上继续一种高度，后来他在这些身体上偷偷安放自己的欲念;而无论怎样，这些都是皮格马利翁式的欲念：他塑造她、他装扮她、他给她存在的另一种定义(在范治斌眼中，它就是诱惑)，然后让自己在其中迷失。

　　似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注视欲望是永不知疲倦的，直到爱德华.马奈的奥林匹亚出现，这种单向度的、皮格马利翁式的女性身体美的历史于是告一段落。奥林匹亚成功的阻挡住了这种欲念(他装扮她、抚爱她，升华她)——她眼神冷漠的迎接着来自画面外的目光，对男性注视缺乏反应，身体功能性的存在着，不美也不丑，对升华毫无兴趣。在她面前，皮格马利翁或者痛不欲生，她身上不可能提炼出弗丽涅的“美丽乳房”。这种特殊的状况暗示了新时代的到来，“加拉泰娅”们在男性的注视下开始觉醒：为身体的政治，女性在意识中将不再屈就男性眼光对自身的塑造。据此，皮格马利翁式的痴恋，是男性中心的略显温柔的暴力;谁也无法肯定，当加拉泰娅真的作为个体和皮格马利翁结合以后，是真的“有福了”吗?

　　后来更多的时候，范治斌的这种皮格马利翁的装扮并不成功，现实迫使他出走。某些画里，女性的身体以一种近乎诲淫的姿态使优美的女性身体乌托邦遭到破坏，也就是说，诱惑部分地超过了平衡;那些翕张的女性性器非自然的暴露在眼前，一个过于被使用了的色情化的符号——性诱惑的符号——夸张地表达着自身，那是男性中心过度的反弹，一种女体乌托邦颠覆的非理性的报复。它走向自己的反面。早在1975年，女性艺术家卡罗丽.舍妮曼的行为《内在书卷》激烈表现了加拉泰娅的痛苦：舍妮曼从自己的阴道里缓缓拉出一条纸卷，上面记录着她的诗作《我遇到了一个快乐的男子》;这个男子，没错，就是“皮格马利翁”。

　　传说中弗丽涅的罪在于，她在祭祀海神的节日里，借洗礼仪式之名，裸身从海水中跳出来，面对着面对圣境的人们;所以当希佩里德斯当众扯下弗丽涅的长袍时，就注定了弗丽涅也只有通过这种被羞辱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她不是她自己。对男性来说，他们无法以其他方式处理女性的身体，不是乌托邦，便是罪的渊薮。而这，该如何解决呢?问题的关键也许并不是中心位置的改易，那将是一场战争。同样，在范治斌或者并不十分自觉的淡彩人体绘画里，在作为诱惑的胴体和画家被欲望驱使的眼睛——一种暂时的、在诱惑与欲望之间危险的平衡中，可以看到，尽管加拉泰娅与美丽乳房的故事历时已久，但却并未完结。并且，也许永不会完结。

　　2008.2

作者：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