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近,有几位理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格调。这似乎是大家熟悉的老问题,但究竟如何理解格调,如何在学理上对它加以解释,所见的探讨文字还不多。记得你一些文章中谈论过格调,可否概括一下你的看法?
答:1990年,我为周思聪画集作序,首次探讨风格与格调问题。文章的概括是:“如果说艺术风格是艺术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态度和方式,艺术格调便是对这种态度和把握方式的一种价值判断。人们可以勉强说风格无优劣(假设都是有个性的风格),却必须承认格调有高下。具体言之,格调是透过形式风格、语言和技巧运用折射出来的人格价值——寓于美中的真与善的程度,业已形式化、物质化的精神品位。在中国艺术里,格调是判定雅俗优劣和最终价值的主要尺度。”(《周思聪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问:这说法很明确,但只从人格价值即善的角度谈格调,是不是不够全面?
答:是啊!这样说好像忽视了艺术性的因素。1992年,我在《水墨画:反省与展望》一文中,试图对上述观点作一补充:“格调的含义何在?一曰艺术本身的档次即艺术性的高低;二曰艺术内涵的深浅与价值;三曰与艺术形式、表现、内涵相联系的人格层次。概言之,格调是一种批评标准,它坚持艺术与画家人品、人格相一致的原则。”同一文章又借用康德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谈格调标准的演变:“艺术也像人类历史一样具有两重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前者是自然性的体现,后者是道德性的体现。艺术性和艺术所体现的道德性价值,随着人和历史环境的演变而演变,但两者的并存、相互制约会永远存在。水墨的批评标准——它的具体的艺术标准和价值标准,不断增减变异,但艺术与人格相一致的原则不会变,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效。这是人和艺术的本质决定的。”(《现代中国画论集》第434-435页,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这段话,是想强调格调不只是一个道德人格的问题,也包括艺术本身的问题。但把“艺术性的高低”和“艺术内涵的深浅”都拉进“格调”范畴,过于泛化,它自身是什么反而模糊了。格调不是布袋和尚的布袋,什么都可以包进来。1998年我写《笔墨论稿》时,试图再加修正。文章说:前一篇“强调了格调品评中的‘价值判断’,对艺术本身品位的内容有所忽视。”后一篇“补充”了“艺术本身品位的内容’,但这“艺术本身品位的内容”,应当是指“指相关于自然性的合规律性的程度,价值判断指相关于道德性的合目的性的程度。”——这一表述,是对第二篇文章提法的调整。我觉得,以相对模糊的“艺术本身的品位”即“合规律性的程度”取代“三曰”说,比较恰当。
问:“人品”指什么?古人的说法比较模糊。但从他们对具体书画家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还是比较强调传统道德方面的因素。从艺术史看,画家的道德人品与画格画品有关,但也不是简单的“人坏画恶”,两者关系有复杂的一面。今天说“人品”以及人品与画品的关系,是否应当有新的解释呢?
答:说得对。我在《笔墨论稿》中,对人品与画品的关系作了新的解释:“这里说的人品或人格,应作广义的解释,即人的气质、道德修养、精神追求综合塑造的品格。人品的高下与笔墨方法及其熟练程度并无必然联系,但与笔墨风格特别是笔墨品质、气息一定相关。平庸的人格难免笔墨的平庸,飞扬跋扈的人品必有某种外张的笔态。这种必然的连带关系,决定了高格调笔墨的追求必然伴随着对完美人格与超越精神的追求,对庸俗、低劣、市侩、无灵魂和丑陋灵魂的拒斥。人性完美永远是一种理想,但不媚俗、不势力、不张狂、不萎靡、不虚伪、不贪婪、不猥琐等等,总是体现着一种崇高而切实的人格追求。传统绘画对笔墨格调及其与人品一致性的强调,正体现着中国艺术对真与善尤其是美的极大关怀。应该说,这正是中国艺术传统的本质特色之一。超越精神,是指中国艺术对世俗物欲(地位、金钱等)的超越,对真纯高尚精神理想的追求。它与西方观念中追求接近上帝的超验性、神性有一致之处,但又很不同,因为这种超越性始终不失人性的温暖与辉光。对笔墨格调的追求,是这种追求的特殊形式。”(《守护与拓进——20世纪中国画谈丛》第228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这段话,所论人品以及人品画品的区别与联系,似乎有一定新意,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问:那么,我们就来现实的“针对”一下。在你看来,当下的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画创作,在格调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答:主要问题是迎合市场,弱化乃至放弃精神追求和艺术品位追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些有天分和成就的画家,往往以风格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断重复、复制已经定型的东西,不再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许多年轻画家则以他们为榜样,把精力用在打造风格上,一旦打造得差不多,也开始风格化的重复和复制。这种现象与市场的引导有密切的关联。因此,现在不是文化机关和理论家在引导潮流,而是市场、资本在引导潮流。美术出版物包括刊物、报纸以及网上的宣传,都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市场走,极尽打造、包装、吹抬之能事,而大家所追求的,是利益而不是艺术。如何处理艺术创造与市场、艺术批评与市场、艺术出版与市场等等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市场促进艺术的繁荣,但也会扼杀艺术。躲避是不可能的,惟一的办法是处理好它们的关系,这涉及市场的管理与自律、艺术家的社会、道德与艺术责任等各层面。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也遭遇这样的问题,总的来说,他们处理得并不理想,但总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西方艺术批评有精神性的追求,但没有“格调”理论,中国的“格调”理论有它独特的价值,如果画家能够自觉的追求高格调,就能够较好地处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
问:你好像说过不同题材的艺术,对“格调”的要求有所不同,是这样吗?
答:从理论上说,“格调”理论适用于各类题材的艺术。但不同题材的艺术从不同方面反映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其精神性的指向、范围也不尽同,这会影响到格调理论的适用度。在美术史上,作品与画家品评始于魏晋,以“一、二、三”“上、中、下”分等级,到唐代形成“神、妙、能、逸”四格(四品)之说。那时候,人物画已经很发达,山水花鸟还不成熟,品评主要用于人物画。但总的看,四品主要是指人物画艺术性的类型与程度,还没有把人品与画品、品格层次与艺术趣味的关系突出出来。到宋代《益州名画录》把“逸”品摆在第一位,到元、明、清更加强调画品与人品的关系,品评的对象已经主要转向山水画和花鸟画。晋唐时对人物画的品评,强调的是形神关系,即传神程度如何;宋代以后,强调的是形意关系,以及笔墨意趣(画品)所表现的品位高下。近代黄宾虹批评“明画枯梗,清画柔靡”,说扬州画派作品有“江湖气”,四王作品有“市井气”,都是从笔墨趣味谈及人格品位,继承的是元明清以来的格调理论传统。20世纪以来,人物画大发展,人物画主要面对的仍然是形神问题即造型与心灵表现问题,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问题。这二个问题与格调相一致但有区别。就是说,人物画的品评,要从造型与心灵表现、反映现实深度与格调三方面进行。相比之下,山水花鸟画仍可以格调为主来品评。
问:当代画家应当如何提高自己的艺术格调?有什么建议吗?
答:对于画家、批评家来说,格调首先是一个趣味和鉴赏力问题。我多次强调一个看法,即20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艺术家的鉴赏力大大降低了。画家、批评家应该有加强鉴赏力的自觉意识,通过多种途径(如多读艺术史、多看博物馆、搞点收藏等等)提高自己的艺术趣味和艺术鉴赏力。我认识的一些年轻画家和史论家已经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这不是“短期作业”,而是一辈子的事情。
2007年4月10日
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