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写《云烟过眼录》，记述所见的历代书画。有人在看过的书画上钤印“某某过眼”。对宇宙来说，人，只是其间的匆匆过客。能做这过客的几率极偶然，存在的时空也很短暂。如白驹过隙，眨眼之间。人的所历所见犹如“云烟”，变幻莫测，转瞬即逝。但，我还是认为这样有点自负。不如像成都的著名收藏家曾佑生先生，在自己喜欢的碑帖拓片上钤“佑生眼福”四个字。许多事，人不可能亲历。许多书画，人也不可能亲见。能有幸欣赏，读后又有感有得，当然应该是“眼福”。读天柱的画，就是我的眼福之一。

　　认识天柱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八九年秋，由好友孙仁杰先生引见，在“半醒斋”面晤天柱。当时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相见恨晚之类。那本题有“光建兄指正”的《秦天柱画集》，不知被我翻过多少遍，甚至每幅画的内容题款都默识于心。与天柱今天的画相比，那本画集中的作品略显生涩、幼稚。构图用笔中有齐白石、潘天寿、吴昌硕、以至新罗山人的影子，而更多的则是天柱探索的痕迹。后来，天柱陆续出过几本画集。每出一本，都是天柱绘画艺术的一次蜕变，我也会因此激动。那种感觉，就像看着一粒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时，喜欢是说不清原因的。喜欢天柱的画，应该是一种机缘巧合。和天柱一样，我是在成都，这个承载了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里出生长大的。童年的记忆，成了今天怀旧的情结。年过半百以后，每当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面对难见蓝天白云的灰暗天空，以及入夜后满街闪烁的，有些媚俗的霓虹，心里会有一种怪异的感觉。那个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欢乐的老成都，已经远去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我就读位于城西马棚街的幼儿园。园址是以前一位官僚的豪宅，占据了半条街。园中有不少几十上百年的老树，核桃、银杏、皂荚都有。在我斑驳零碎的记忆里，每到春暖花开，满架的七里香散发出浓浓的脂粉味，招蜂引蝶。画眉鸟则在高高的柳梢鸣唱。“枝头好鸟鸣求友”，本来就是新罗山人，或是什么人的一幅画。核桃树的嫩叶间垂下花穗，长长的，像毛毛虫。核桃花谢以后，从花托处慢慢长出小小的果实。小核桃长到指甲盖大时，每日清晨，有蝉的幼虫从泥土中钻出，爬上长着青苔的老墙。当中午的阳光照到它们，蝉便从壳里钻出来，缓缓展开原本折叠的薄翼，呼的飞入大树的绿荫中，老墙上留下空空的蝉蜕。读书后我才知道，蝉的幼虫要在泥土中蛰伏若干年，才会破土而出，居高声远。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它们是怎样在地底下忍耐漫长的孤寂？在读过齐白石先生的传记后，知道绘画也是孤寂之道，不容易成功。那个过程有点像蝉的蜕变。在天柱的画里，蝉是他常画的题材。看他对蝉入微的刻画，我想，他的童年里应该有过与我相同的经历。或者是他画的那只蝉，我曾经见过。

　　下雨了，夏天的雨雾中有一股土腥味。雨线从檐边挂下，聚在天井中，溏成了一方水池。孩子们找老师折了纸船，从墙角捉来几只蚂蚁放进去，再将船送人水中。一阵大呼小叫，纸船被雨打沉了。天柱说，他小的时候也喜欢看蚂蚁搬家，有时竟看得忘了回家。幼儿园的豆棚瓜架上，常能看到螳螂和瓢虫的身影。我喜欢用草茎去逗螳螂。它们有的会迅速逃避，胆怯地躲到瓜叶背面。有的则高举前臂，跃跃欲试。每次读天柱的《草虫图》，我都会想起这些儿时的小伙伴，只是不知怎样寄去我的思念。秋天，园中的石榴裂了嘴，露出紫晶似的籽粒，引来马蜂和金龟子。为捉马蜂，我被蜇过。那种钻心的疼痛终生难忘。但是我并不讨厌它，因为它有纤纤细腰，它筑的巢有非常美丽的花纹。至于金龟子，小时候一直以为它的身子里有金子。长大后渐渐懂得了“闪闪发光者，未必真金子”。

　　秋夜，是迷人的。吃过晚饭，老师常带我们到附近的王建墓散步。一群孩子对着墓门缝隙大叫，听到从黑洞洞的墓穴中传出嗡嗡的回声，好似来自远古的应答。于是在惊恐和兴奋中，一阵惊呼，然后一哄而散。钻进草丛中去捉蚱蜢，拔官司草，一直疯到明月升起。当时，我不会想到埋在墓里的王建是五代蜀国的开国皇帝。前后蜀时期的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其代表人物就是上承盛唐，下启两宋的花鸟画家黄荃。黄荃的《写生珍禽图》，用精细准确的笔法描写禽鸟、昆虫和小动物。表现了他观察细微，概括精到的艺术才能。而在去年一次拍卖会上拍出天价的宋徽宗《珍禽图》，仅是其艺术的余绪。

　　天柱给我讲过一件小时候的事：有一次，他母亲在通惠门外的省医院住院，他和哥哥天仑去探视。当时他家住在东门大桥附近，从医院到家，几乎是从西到东穿城而过。回时，母亲给了兄弟俩二角钱车费。天柱和天仑却攥着二角钱，走到皇城坝的鹅市巷。在鱼摊上仔细挑了几尾小金鱼，装在带去的缸子中，小心捧着，一步一步走回了东门的家。为此，两兄弟兴奋了好几天。听完天柱的讲述，我许久没有说话。脑海中浮现出天柱捧着鱼缸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的身影。我想，天柱笔下的那些鱼儿在水中悠然自得地游戏，一定是感染了天柱的快乐。童年的事太难忘了，原因就在它是如此纯洁率真，没有功利。

　　因为喜欢而渐至痴迷。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天柱作品的藏家。所谓藏家，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出售手中天柱的作品。齐白石先生曾在自己的一幅画上题跋“济国先生嗜书画。即藏余画，此幅已过十幅矣。人生一技固不易知者尤难得也！余感而记之。”画技不易，知者难得。这是白石先生的慨叹。那些围着他转，打扰他的人，未必懂他的画。在系统地收藏了几十幅天柱作品后，我自认是天柱的知者。他也视我为知者，每有新作，便愿与我切磋。天柱将作画当做宣泄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如“雪夜访戴”，兴尽即止。因而，在天柱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一种质朴的，田园诗般的美。从他的画境中，你可以感受到六朝散文的散淡雅逸，可以体味到桃源仙境的恬静超拔。对处于社会改革，经济发展时期的人们，这种唯美的心理体验，正是一剂舒缓自己浮躁焦虑情绪的良药。

　　偶翻《承晋斋积闻录》，得知梁闻山先生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吾思构净室三间，中悬宋元名人书画，案头置古书、古帖数十种……”。三间净室并不难，只是其中悬挂的宋元名人书画，就让人惊叹主人的品味之高。据说，明代江南士大夫，曾以室内有无倪高士画来区分雅俗。可见这名人书画，有时是能让人背过气去的东西。倪云林那几笔简淡平远的树石山水，曾是诸多心灵的栖隐之地。读天柱的画，你可以“俯观鱼戏，仰听鸟音”，如入百草园中，如行青城道上，陶然自乐，不知名利为何物。我是将天柱的画境，当做自己的“息心亭”。画中的鸟啼虫鸣，可入我秋夜清梦。

　　天柱的画，在构图上有一种尽在把握中的大气，这就是平衡。试想，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不讲平衡？在一张宣纸上平衡色块、线条的复杂关系，表现物象的俯仰向背，参差错落，写出微妙的，有时让人感觉是如履薄冰的水墨效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除了画家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对水墨色彩的驾驭功夫外，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还要敢于舍弃一些别人认为应该保留的东西。这种割舍，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读过天柱的诸多作品后，我感觉天柱作画时是将焦点集中在描写对象上，极尽刻画之能事，配景则全为焦点左右，画面少有多余的东西。这种构图的视角，只有儿童专注的眼光可以看到。儿童对小虫、小动物等自身以外的动的物体好奇，看它们时的那种专注，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那只小虫就是他的世界。天柱的画善于造险。如《憩》中黑猫颌与爪之间仅可容针的留白；《万竿秋正凉》中那一茎上弧形的，让人感到随时会弹起的竹枝。恰是那只刚刚飞来歇脚又欲飞去的鸟，和枝梢的几片竹叶，使画面保持了视觉的平衡。这是一种动态平衡，而非摆布。有时，只差毫厘，佳作便成败笔。没有胆量和气度，必不敢为。

　　《汉绿釉瓶白莲图》是我的珍藏。这幅画是天柱九六年的精心之作。他在画上的题跋中写到“丙子春月，二仙庵得汉绿釉瓶。待得夏月荷花来时，始得此帧也。”九六年春，天柱在二仙庵旧货市场淘得一汉绿釉瓶。有感瓶的古朴沉稳，回家后为瓶写生，记录了当时的激动心情。但，他并没有急于在瓶上凭空添画花卉。而是等了三个月，购回一组白莲花，写生完成了此幅作品。花的开合向背，十分恰当地表现出白莲雅洁婀娜的气质。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天柱的创作状态是顺乎自然的。他为自己的情感而作画，鸟兽鱼虫，花卉草木总是与他的性情相关，而不受制于别人的嗜好。我还收藏有一幅《哥窑瓶菊花图》。此图作于九三年秋，一样是有感而作，与《白莲图》相隔三个年头。因为尺寸规格相同，原想请天柱配成四屏，这一等就是八年。原因是他没有找到感觉。我也只好在想象中去配那尚缺的两屏：一为《汝瓷瓶春兰图》，一为《青花瓶红梅图》。如袁中郎《题陈山人山水卷》所说“……善琴者不弦，善饮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岩栖谷饮……，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志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是之谓真嗜也。”

　　我收藏天柱的画，前后已有十五年时间。藏画中不乏精品，当然也有探索性的作品。收的时候，我并不特别在意画的市场价格，也少有关注其是否升值。只认为自己是收藏了画家的一段不能抹去的历史和曾经付出的艰辛。我更看重从读画中得到的做人的道理和生命的感悟。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今天看来，和天柱的交往也是一段奇缘，令人铭心难忘。这些藏画更是一笔精神的，也是物质的财富。“深山有宝，意不在此者得之。”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意外。

　　前日，天柱送我一帧近作的照片。画中的慧能闭目缄口，默然而坐，不知在想啥。“树动了”，“风动了”，“心动了”。说“心动了”的便是慧能。细看题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多言了。

甲申夏至光建记于草禅书屋南窗

作者：陈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