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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初次接触于振立老师,对他和他的作品认识尚浅,故不敢苟谈太多,只想说说于老师带给我的感动。
我现在工作在素有“春城”之称的昆明,在云南大学从事现当代艺术史方向的教学工作,企图借助这种安逸的生活状态建立更为客观的艺术批评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一种有理想的追求,说好听点是“以退为攻”,其实就是一种逃避。然而,我是多么佩服于老师的坚韧、执著和真诚,他生活在这个在我印象中就像王广义“北方极地”系列作品中的寒冷地带那样的东北城市,尽管有海洋的滋润,却远不及南方的温润和绿意盎然,在这样的城市他居然创造出了如同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般浪漫和梦幻的艺术。这就是他忍受着常年贫困在大黑山建筑的现世“乌托邦”。然而他的乌托邦不是一种出世的逃避,不是为了在艺术道路上隐遁,而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艺术构筑行为,将他对艺术不断地思考凝固在酒瓶、废弃显示器、报废轮胎和快餐用具等社会行为产品所隐喻的文化现象之中,这是一种无声但久远的呐喊。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社会雕塑与行为艺术”,我认为于老师的建筑就是最出色的社会雕塑,从构筑在这件雕塑中的“☆”符号,还有其他各种日常现成品,我们可以在其中反思消费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反思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老师的建筑行为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行为艺术。他很好地阐释了社会雕塑和行为艺术的真正含义。
这件建筑作品解除了我的一个疑虑,因为从他上世纪90年代突然转入抽象的绘画本使我担心他以后的艺术去向,担心他会陷入彻底的避世状态,他的建筑使我放心了。他在每一个阶段表现地都很突出,70年代他参与了红色主题宣传画的创作,他的功力丝毫不亚于马克西莫夫培训班培养的那批以“红光亮”著名的艺术家,更个性化的特征在于他作品中流露出的热情是那么自然;80年代“伤痕美术”反思浪潮漫及全国,一时间代表了中国的前卫文化,他的情感也在燃情岁月的躁动过后转为苦涩和沉寂,可他并不追求形象和事件的典型性,而是在普通中凸显朴素的同情;90年代中期,当中国当代艺术流行对“无聊感”的表现时,于老师便在此时选择了沉默,他的抽象的作品将他很早便在觉悟、反省、反思的社会现实和人的最终精神归宿的问题,带上了无尽的探索之路。在这个时候选择沉默,虽然他内心的很多激情转化成流淌在灰色调下的生命的脉动,但这种把早前写实的语言方式转化为虚化的行为,这种一旦陷入永无止境的意义追问就再也无法正视现实生活的选择行为,不免使我担心,我担心2000年以后他会做什么?但当我知道2000年以后,他开始转向以具体的社会行为介入到艺术的公共领域,在沉默中爆发生存的激情和坚毅,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感动的。
他的整个行为尤其作为一个处在非中心地区的艺术家的行为,始终保持着先锋的艺术理念和思想,然而也承受着一种被边缘化的孤独,确实又是一份沉甸甸的感动。与此同时,我认为保持一种边缘身份未必不是一件幸事,他在被边缘化的状态中依然执著于艺术的真诚,为当代艺术,尤其是为一心追赶潮流的70后、80后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典范,更多的艺术家需要用反思“艺术是什么,什么是艺术,艺术之于我,我之于社会”的方式去治疗“成名焦虑症”。
张光华:我和《大艺术》主编陈默老师约好,要作一篇关于于振立老师的对话,因为我们都从于老师的艺术历程和艺术态度中感受到了一种重量。商总说他收藏于振立的作品其实是收藏于振立这个人,这句话太给力了。他们两人从2007年末2008年初认识,至今算来也算不上太久,然而商总却兴师动众地把各位批评家从全国各地请过来,而且请的多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目的不是炒作,而是为了还于振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分。这种相遇相交的默契,甚是让旁人羡慕。然而,仅凭现在这种缩影式的展览,要给于老师一个名分是很难的。于老师在会议上多次提到作品流失的过程,趁着现在许多当事人还健在,还有联系到的可能,建立和健全于老师的个人资料库还来得及,很多丢失的东西还能找出来。请评论家给于老师的艺术做出评价只能是在他已取得的艺术价值上锦上添花,而他的艺术价值的真正建立需要饱满的作品文献库,历史需要真凭实据。把他的作品资料、文字资料和口述资料收集起来,制作一本完整的画册,是目前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我希望商总可以勉为其难地帮大家实现这个心愿。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最感慨的是于老师的一句话,他说:“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天”。我真的很难相信于老师是1949年生人,60多岁高龄的人了依然对生活、对艺术、对朋友保持着青春活力,这样的态度怎能不让我们这些晚辈敬佩?!大家都在会上问了他同一个问题,接下来会做什么?我相信即使是在他转向抽象艺术,卸去青春的狂躁转向一种沉默的生活方式,纠结在出世与入世的痛苦之中时,他的创作理想也从未熄灭。于老师说他的“抽象艺术还会做下去,只要活着就做下去,这是本能”,如此朴素的一句话就回答了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非常关键和沉重的问题,可以见出他这大半生积淀的智慧。半生激情,半生挫折,人总要在时间的磨砺中成熟,但他却及早地回归到儿童般的简单和无畏。这些年,他数次参与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艺术事件,为大连艺术的发展搭桥铺路,然而自己的努力却往往落入为他人做嫁衣的尴尬,颇有弄浪在潮边的堂吉诃德之悲怆。假使潮边旁观可以使人的观点更客观,这种旁观也是一种幸福,然而旁观也往往会把人推到边缘。陶咏白老师说于振立是位象征主义精神的艺术家,但我认为于老师更像是位浪漫主义的艺术家,这种浪漫从他70年代的主题绘画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画面中明显运用了印象派的画法,流动的笔触,跳跃的光色,在事件之外增添了一个自由诗人对自然的向往,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思想。而于老师就这样做了,做得毫不犹豫。
我期待于老师的生活能够回归摸得到的哪怕是庸俗的浪漫,早日摆脱一个人地孤苦生活,找到真心相伴的爱侣,这是我对他的祝福。也许生活的幸福转向会给他的绘画带来全新的语言。最后我要留给于老师一个问题,如果艰难的生活继续,会不会迫使您放下自己的画笔?
作者:张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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