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孺乾：我注意到你的一个说法：“形体为笔墨服务”。好多人也许会以为你说反了，长期以来，“笔墨为造型服务”已成定论，(连主张“笔墨等于零”的吴冠中都把为造型服务作为前提)，你何出此言?

　　樊枫：没错，形体要为笔墨服务是我的实践体会。我觉得笔墨为形体服务是水墨的初级阶段，形体为笔墨服务才能进入真正的高境。

　　钟孺乾：赞同。

　　【我在《绘画迹象论》一书中谈到某种抽象绘画特征时，有“迹大于象”的描述;其实，水墨画到高级境界时正是这种意向。抑制“象”而突显“迹”，乃出于两个考量：一是将笔墨用于“造型”(请注意：“造型”作为西方古典艺术用语的写实基因)不是不好，而是不妙。何谓妙?神韵是妙，逸趣是妙，学养是妙，意蕴是妙。所以水墨画不仅不写实，而且反写实，重在“写虚”，认为在具体物象面前一步一趋，累累乎若辕下之驹，就失去了水墨的第一特征——气韵生动。一般的“写实造型”是个基础，以此为目标是个低标准，隐象于迹，才能妙造自然，更进一步，“失于自然而后神” (董其昌：《画旨》)。二是水墨重视以书法为依旁的痕迹质量和文化内涵。樊枫在处置这些原材料的时候，意识的重点完全不在形象的相似程度，而在于如何更贯气，更畅神，更能一气呵成获得理想的画面。他的收获很明显，在同类题材的水墨画中，樊枫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难题：以笔墨如意地表现建筑。以往一直作为工笔题材和山水点缀的建筑，由于其直线结构难于与一波三折的书写方式有效契合，而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即使在一些大家那里也未能摆脱生硬与刻板。樊枫以接近花鸟画的没骨写意手法，找到了与笔墨亲和而又能为感受所认同的城市题材水墨画。不板、不滞、不结，不事推究，从容写来，“眼前无非生机”。能够把有限的形体(象)融于气象万千的笔墨(迹)之中，始可以谈意象，见胸襟。】

　　樊枫：我画城市水墨画不写生，也不靠照片，但凭记忆，只求大的印象和感受。

　　钟孺乾：这要本事。我看你的一些城市风景，局势浑然，而景物历历，还以为你像许多人一样，画案上摆满了照片哩。

　　樊枫：我习惯于这样画，在城市长大，现在又天天开车看景，背得下来。

　　【如今画家不靠照片的极少;同时又不写生，画出来还与实景相近，听起来有点玄，但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取象之道。古人即使写生，也无非是饱览沃看，归来写其大意，所以中国画的“心象”之说，强调象的主体因素，从取象之初就开始。水墨画起于记忆与素养的投射，带动后续的一系列程序，平时储象于胸，画时一呼百应，这时的“象”只是印象的择取和重组——这也是石涛所谓“一画”论的基础。主体处于什么状态中，就有什么样的迹象，进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风格和境界。依照画家的风格和工作状态，依次有五种表达手法：作、描、绘、画、写。所谓作，指制作痕迹，是绘画的初始手段;描，模拟物象，拘与形似;绘，填色敷彩，不出轮廓;画，依形类象，自在有序;写，超以象外，放笔直取。当代水墨画，出于表达的需要，五法并用也无不可;而樊枫似乎有一种坚持，蓄意使自己的画游走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即画与写之间。用传统品鉴话语来说，他希望把“能品”的功力与“逸品”的格调相结合。画院的水墨画家大都有这样的目标吧?希望能画出有意味的精品来。而樊枫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游刃有余的程度，相当突出。】

　　钟孺乾：作画重在表达，有美饰，有教化，有观念，有境界，你偏重什么?

　　樊枫：送全国美展的画，我偏重教化，且为精品;自由表现的画，我偏重观念。

　　【关于水墨精品，是一个专业化的话题，作为画院的在职画家兼美术馆馆长，理当长于此道。.至于观念，这是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口头禅，不过樊枫的观念却并不像“后现代”那样玄奥。他关注环境，对于城市的拥挤和不洁以及快节奏生活的促迫，有感于心。所以在他的城市水墨画里感觉不到文人画的雅趣和空灵，往往密密麻麻满满当当，所谓“气韵”犹如从喘息中露出。他说，“我把城市当垃圾来画”，他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表达了上述观念(感受);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垂直平行线为基调的水墨语言隔阂。模模糊糊地混乱一团，正应和着黄宾虹“黑团团，墨团团，墨团团里天地宽”的见解。所不同的是，黄宾虹所求者是境界，樊枫有对现世的警谕，故重观念。不过，如何解决贴近现实的观念与注重超越的水墨的矛盾，或许还要费些心力。我的看法是，除非观念能够达到特有的境界，水墨画才不至于舍长取短。】

　　钟孺乾：我有个感觉，“城市水墨”近年来之所以备受钟爱，也许存在着比人们常常说到的更深刻的缘由。城市的美好与缺憾，成功与舛错，其实是当代人现状和命运的投影。因为城市在不断被“改造”和“转型”，人又何尝不是!大势之下，顺应和持守都难，但要留下我们的心迹，也为水墨的未来计，值得投入。

　　樊枫：让我们努力。

　　2011.5.20

作者：钟孺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