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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的触摸

  在当代中国,从文明与自然的角度观察,人们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总是将一种真正的情感传承下来,并将其作为文化精神在时间的序列中得以延伸,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精神与文化的遥望。

  很多时候,我正是用这样的视点去解读任晓军的水墨画意。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勇于探索的水墨画家一直都在致力于水墨的语言革命。或者说,他们一直都在进行着水墨的“现代化”和“当代意味”的大胆追求与实践——探索水墨进入当代文化的多种可能性。作为新文人画家的任晓军,风格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并卓然独立于同类画家之中。

  晓军的水墨体裁,涉足广泛,花鸟山水、人物动物、小品长卷等无所不包;其图像、用笔、用墨、用水,反映了20世纪100年所有探索者的影响;天趣与丰腴,墨趣与灵逸,浓重与密实,恣肆与疏狂等等,都在晓军的笔下成为一种惬意和奇异的综合。水墨语境大变,尤其是对传统的再认识,有了新的高度。视野开阔,取材自由,艺术家的想象力得以释放,那种集体神话在晓军的纸上转变成个人选择。被一般人怒斥的腐朽传统成为他的个人资源——这是一个被艺术史埋没了的跨越。久之,晓军以自己的人生感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系列作品,在当代中国画坛形成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尤其是笔墨中的玩味和变体,笔法墨法的尽情抒写,提炼与传神,尤其是以笔带墨,形影生动,活灵活现。我以为,正是艺术家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穿越时空的不懈努力,将中断了的传统与迷惘的现代再度链接。

  晓军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艺术家,当年决心摆脱传统束缚,不是为了追赶现代与时髦,而是挖掘并重视对内心世界和个性的表达。他将画面的刺激与张力、用笔的豪放与自由,以及造型的夸张和变异,想象的怪诞与奇特、空间的多变与灵动等诸多因素放在及其重要的位置上进行新的思考和判断。再往后,传统绘画和西方新表现主义艺术给他以重要启示。不但拓宽了水墨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水墨的表现范围,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与当下文化产生了某种关系。

  新世纪的10年以来,晓军的作品发生重大变化,艺术家通过综合材料、以及独特的技术对画面进行大胆的实践,宣纸经过他反复处理之后,与传统水墨拉开了较大距离。一方面,艺术家采用“拓印”和“拼贴”的方法对画面的黑白和空间进行重构,使画面产生一种动荡和具有冲击性的力量感。在《墙体中的人》系列作品中,艺术家大胆使用现代工业符号,以及当下社会生活中“办证”和“小广告”等随处可见的张贴,造成一种迷离错位的空间效果。其实,艺术家强调的不是对现实场景的真实写照,而是通过对“工业碎片”和“实物”的拓印,强调工业文明在疯狂消费物质和快速制造的同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可消除的破碎感和混乱的生存状态。

  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发生的艺术变革,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结构以及审美观念的因素;也有艺术家对传统陈腐的不满,他们极力呼唤一种新的形式和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墨的根本在于观念上的变革。绘画观念是一个历史演进和发展的范畴,它来自艺术家的生活和艺术实践。就晓军而言,在他的作品中,除了使用和选择材料的自由,还体现出一种表达的自由,他的表达大大超出人们的一般想象。尤其在观念和意识上,体现出一种多元形态和人性的彻底解放,也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明的艺术特征。

  在我看来,如果把晓军的作品放在当代国际艺术的语境中考察,是艺术家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度思考。晓军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极力摆脱传统。在解构的同时积极去进行新的建构。在关心“笔墨”的同时,也关心中国艺术究竟发生与变化。于是,关注什么、针对什么、表达什么、思考什么——就成为艺术家啊的头等大事,晓军正是在这条路上艰难的挺进。所有这一切,来源于艺术家的知识准备和对当代社会的独特认识。

  作为一名艺术家,晓军常年生息在北方干燥的气候和高楼大厦之间,每日劳作于文牍中。于是,笔下就生出了一种心境,稍有闲暇便于纸上泼墨,游走于精神的意象之中,徜徉于笔墨的点线结构和空间中,生命与心理在此获得意境与升华。与那些自以为是的画家相比,晓军的艺术精神及创作是令人肃然的。尤其是作品中的想象力,展示着一种理想和志向,敏感而洒脱,他的选择和取向,是把当代艺术中那种难以言说的感觉直接表述出来。其实,人在现实环境中无法窥视自己,也无法逃避自己,晓军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直率地展现了自己,当然,这种展示是在艺术家面对现实时的语言转换,换句话说,也是一种再造。

  晓军是一位走在新旧之间从事水墨艺术实践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艺术家。他将当代城市生活引进水墨领域,将城市中人的焦虑、惊恐、荒诞的情绪表现在宣纸上,有力揭示了现代城市中人的焦虑心态和当代人生的荒诞,以水墨的语言提出了关于生命和世界存在的疑虑和忧虑。

  其实,晓军笔下的城市人物或带有意向的景观,有着极其强烈的主观色彩,那些表现城市与人的水墨作品与艺术家对当代城市人事和人情关系的观察体验是分不开的。这一切,源于他对当代城市的心理把握。艺术家可以刻画现代城市的繁华与壮美,但他却表达对城市人的一种“心象”,引起人们对城市异化的警觉,给观众和读者带去一种深刻关注和久远思考。尤其是,艺术家扎实的造型能力和写实功底,以及对传统笔墨所下过的苦功,是装不出来的。但凡有一点笔墨常识的人都会懂得,画道真与伪,落笔真与诚,一眼识破,一眼看穿。

  多少年来,我们面对如此拥挤的现代城市以及烦躁的城市生活,竟然无动于衷和习以为常,甚至是麻木不仁。《2002系列》反映的是城市给人们的生活的带来的窒息以及拥挤所制造的混乱。《浮动的云》、《球体的影响》、《旷塬的人们》等作品表现了城市人的麻木与冷漠,在狭窄的空间里各行其是,并且出演着时间的角色。于是,荒诞、怪异、似是而非的艺术模式在很长时间内是晓军表现当代城市的无序、城市男女的精神荒芜和压抑的主题。那么,用综合材料制作而成的《墙体与人体的组合》系列作品,是艺术家在面对现代城市的一种新的表述。这其中有一种缩减与穿透,也许,对晓军来说,这就是极点的意义。

  我一直以为,人文精神或人生感觉的独立,是艺术获得创造的重要因素。所谓创造,与艺术家所处的生存环境和人生感觉极为相关。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就我们今天继承的水墨传统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宋以来的文人画传统,而且,文人这个群体在创作上强调的是自己独立的人文精神,不屑于与宫廷画家极其摹写物象和政教艺术的观念相随,而是追求独抒性灵的艺术境界,从而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模式,从而确立了新的价值标准。从这个角度上说,晓军的水墨是一种长时间的自觉创造,尤其是语言模式确立之后,艺术家强调个人修养和人生感觉,使其作品不但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还有明显的当代特征。

  有人说,晓军的水墨具有典型的“新文人画”特点,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文人画”潮流的出现,正是中国水墨领域革新的结果。强调文人的个人感觉及笔墨韵味,以及大胆实践的艺术思潮。我记得当时有一些人极力反对“新文人画”,认为丢失了文人士大夫的书卷气及文雅。我以为,艺术家恰恰将传统士大夫的那种书卷气和文雅转换成一种现代人对生存环境和生存感觉的关注。今天,新文人画已经成为中国水墨的主流风格。

  在20世纪100年的历史进程中,几代国画家在求新与求变中难以摆脱传统的游戏法则,导致许多人在革命的征途中被传统的教条牵制。晓军作为晚辈,有承续也有悖逆,其实,他的悖逆,正是古典资源的返顾,更是艺术家资质的释放。尤其是他有心而无意的笔法墨法,加之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是我格外看重的品质。

  我经常在想,很多时候,天才不是智力上的优越,天才是对精神的渴求,并且甘于为之付出全部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自我。

  晓军还很年轻,正是追求与探索、刷新与再创的大好时光。

2011年12月2日完稿于太原

作者:刘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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