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年后去纽约的主要目的，是访问美国当代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家阿瑟·C.·丹托(Arthur C. Danto)。

　　但纽约期间，正值中国馆的参展艺术家准备将作品运往威尼斯。由于纽约与北京相差12 小时，每天晚上都要接到艺术家和物流公司的电话。在纽约谈论最多的，既不是北京，也不是纽约，而是它们中间的威尼斯。

　　按照计划，从4 月12 日到14 日，我和中央美院潘公凯院长将跟丹托聊天三次。事与愿违，丹托突然得了急性肺炎，住进了医院。访谈计划无法实现。我跟丹托夫人芭芭拉·魏斯曼(Barbara Westman)联系，约定12 日上午10 点先去她家集合，然后一起去医院看望丹托。

　　12 日上午10 点，我们准时到了丹托家。能说几句中文的保安让我们坐电梯，其实只上了一层就到了丹托家。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丹托的夫人芭芭拉。年纪不小，身体较胖，行动起来有些吃力。丹托家的墙上挂满了画，客厅赫然摆着一个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布里洛包装盒》(Brillo Box)。当年作为垃圾扔掉的包装箱，经过安迪的改造之后，今天已经价格不菲，就这样放在客厅里，略嫌对财富不够尊重。

　　丹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同屋有四个病友。见到他时他还需要插着管子来帮助呼吸，不过精神状态很好，也很愿意说话，只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阵咳嗽。我们不忍心继续让他说话，就匆匆告辞。同行的朋友说，尽管丹托已经非常衰老，但是看上去仍然很有精神高度，与同屋其他病友全然不同。

　　14 日上午我跟潘公凯院长和王瑞芸女士继续讨论丹托的理论。第二天中午，我约好诺埃尔·卡洛尔(NeolCarroll)、大卫·鲁宾(David Lubin)和潘晴一起吃中饭。诺埃尔同样是著名美学家，现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讲座教授，在哲学美学、电影理论、批评理论等领域卓有建树。去年我曾邀请他来北京在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作大会报告，他的著作《超越美学》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现在正用他的新作《论批评》(On Criticism)作为艺术批评课程的研究生教材。大卫是著名当代美术史家，现任维克森林大学(WakeForest)讲座教授，2007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美国艺术三百年”展览，他曾经作为美国专家出席有关活动。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各自最近的研究课题。当然，也聊到了威尼斯中国馆的展览，他们同样表现得很有兴趣。

　　16 日中午跟几位中国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爱好者吃饭，途经新当代美术馆(New Museum ofContemporary Art ﹚，进去溜达了一圈，我觉得乔治·康多(George Condo)最近画的几张用线条构成的抽象作品很有意思。最后去时代广场附近看了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一转眼天就到了晚上。不过，纽约街头仍然人头攒动，真是名副其实的不夜城!我随着人流进了梅西百货店，本来想买个玩具给我6 岁的儿子，但该店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卖玩具，只好作罢。最后买了一个用巧克力做成的兔子，既是食品，又像玩具，而且与中国兔年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当代艺术家有不少人用兔子做作品，比如杰夫·昆斯(Jeff Koons)。

　　17日一早乘旅馆的出租车去纽瓦克机场乘机回京。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发现它并没有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而是接着来时的路线继续向前飞，从北欧上空返回北京。尽管我明白地球是圆的，纽约与北京刚好相差12 小时，理论上从哪边飞距离都差不多一样，但是，对于习惯沿途返回的我们来说，这种一往直前也能回家的飞行路线还是让人感觉陌生。

　　中国，89 现代艺术大展有一个不许掉头的标志，表明中国艺术家的前卫立场。不过，我想补充的是，其实也许无须调头我们也能回家，就像从纽约到北京一样。艺术有不同的回家方式，掉头折返或者一往直前。无论是哪种方式，当代艺术都到了回家的时候。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