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1687—1763)，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

　　金农(1687——1764年),字寿门,自号冬心先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工诗、古文,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未就。又善书、画、篆刻,时往来扬州间,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其书画别具风格,不落寻常俗套。《墨林今话》记云:“书工八分,小变汉人法,后又师《国山》及《天发神谶》两碑,截毫端作擘窠大字,甚奇。”寻常所见到的金农隶字,锋齐而笔画斩截,横画粗,竖画细,与上述评记颇吻合。因其书法的这种形态,具有用刷漆之笔写出的特点,故言之为“漆书”。然通观金农传世的各时期书法作品,并非只是“漆书”的一种表现,即使是中、晚年以后,其书法面貌虽已形成,但仍然还在变化之中,且较为丰富复杂。因此,对金农书法艺术的变化,是需要我们仔细地体认一番的。

　　《游禅智寺诗》轴

　　现今所见金农的书法,当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游禅智寺诗轴》为最早期作品,书后自识云:“此予辛丑九月同谢奇义、杨诲仲、陈授衣游禅寺诗也。奇义已归道山,诲仲羁滞中州,予与授衣依然落拓作客广陵。于时又值重九,闭门独酌,有怀追录往作,以志予慨。钱唐金司农。”按诗作于辛丑,即康熙六十年(1721年),金氏35岁。越二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夏,金农北上游山东,事见《冬心续集》,而此诗轴书于广陵(扬州),必在出游山东前,即书于35岁至37岁间。诗幅作行书体。其用笔直画使转圆浑,无顿挫棱角锋芒痕。但看得出,此行书诗的书法是植根于汉隶书法中的。由于在此之前的书法作品无存,因此尚不能确切地知道金农早期书法的师承渊源,但从其四、五十岁的传世作品看,则明显地表现出他曾对汉代隶书下过相当的功夫,并由此浸淫于《禅国山碑》与《天发神谶碑》中,遂逐渐确立了个人的书法风貌。金农所书有纪年的作品,在四、五十岁间有这样一些典型之作:如雍正三年(1725年),39岁时所书隶书《王彪之井赋轴》①,隶书《司马温公榜稿轴》②,此幅钤引首章“己酉以来之作”,按己酉为雍正七年(1729年),当为43岁以前作;隶书《王融传册》③,书于庚戍夏五,即雍正八年(1730年)`,44岁;同年九月又隶书《六朝名贤轶事册》④;雍正十一年癸丑秋(1733年),47岁时隶书《张融等传记册》⑤;雍正十三年(1735年),49岁时行书《孙知微传轴》⑥;乾隆元年(1736年),50岁时行书《观题范宽画诗轴》⑦。上面的诸书为金农最多见的隶、行二体书。其隶书,一种表现为用笔丰沉,风格淳厚,如《司马温公榜稿轴》;一种表现为结构疏朗,笔法清遒,如《王融传册》(图一),《张融等传册》。这两种不同风格的隶书表现,既反映了当时书坛上已经出现的宗法汉代隶书的现状,也反映了金农个人书法的丰富变化。清光绪间人王瓘跋其《六朝名贤轶事册》云:“汉八分法自赵宋以后遂失其传,赵松雪(孟顺)、文徽仲(微明)诸公偶一为之,但取方整而已。至郑谷口(簠)力求象古,用笔纯师《夏承碑》,深得汉代披法。沿及雍乾之际善隶者人人宗之,无能出其范围者。冬心先生亦以此入步,后见《西岳华山碑》,间亦仍有芝英笔体流露豪端。”此跋是说自郑簠以来一些书家始力图追踪汉隶古法。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人作此表现了,如郑簠前的宋迁、王时敏等,皆以宗法汉隶而负书名,只不过至郑盆时引起了更大的影响,从金农后来论及隶法中也可看出郑簠对他的影响。可能出于矫正元明以来方整板刻的隶字之弊习,金农早期的隶书多欲表现汉隶的浑厚朴茂,但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各种不同风格的汉隶作品皆有兴趣,从传世作品中我们知道他曾习过《华山碑》,《乙瑛碑》,《郁阁颂》等汉隶作品。在汉隶中,《华山碑》与《乙瑛碑》属于同一风格类型的作品,具有体势方整,骨肉均适,笔画分明，法度严谨的特点。正如清代书法家何绍基评《乙瑛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⑧《乙瑛碑》石在曲阜孔庙,金农于雍正八年夏、秋所书的《王融传册》与《六朝名贤轶事册》均书于曲阜，其隶字的清朗遒劲风格当与《乙瑛碑》书法不无关系。当然又不完全是照临此碑书法。这就说明其书法的变化，与其游历和接触的古代书法作品有所关联。相比较，《郙阁颂》则属于古朴雄浑的汉隶书法。康有为曾言：“吾尝爱郙阁体法茂盛，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此意。”颜真卿书法与《郙阁颂》有无关系，康氏之说只是臆断，但显然《郙阁颂》与《华山碑》、《乙瑛碑》书法殊观。金农亦习此碑，必然也含有浑拙朴茂的隶书表现，这正是其隶书的另一种风格。此一时期的书法作品表明，金农的书学基础是建立在汉隶书法上的，不仅博学多采，且经常以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其49岁、50岁所做的两件行书作品，即《孙知微传轴》与《观题范宽画诗轴》，就不仅只是行书体中兼参隶法遗意，而径直是隶体书法的行化了。在金农的绘画作品题记中，多以此类行书或楷书为之，因之构成了其楷、行书的艺术特点。在书法史上，自宋元明以来行书大盛，几乎无一书家不善此体,而且又绝少有人不从魏晋法帖书法人手的,并因此成为帖学书法的主体表现。由此而论,金农的楷、行书以隶体书为基,则决非个人的好恶而为,恰好预示了书法史上将发生某种巨大的变革。在金农身后不久即出现了碑学书法,则可证明金农当年的远见卓识。《六朝名贤轶事册》后有老芝(李在铣)的一段跋语,其评金农书:“笔笔从汉隶中出,意味深长,耐人寻绎。世眼以为怪,吾亦以为怪,怪世人以不怪为怪也。”因其不人世人眼,故称他们为“扬州八怪”。其实此时金农的隶书还是较淳正的汉隶,而他的行、楷书才是真正惊俗骇目的“怪字”哪!

　　至金农50岁前后,是他在书法中酝酿古法的建基时期。无疑他对汉代隶书下过相当深厚的功夫。按一般书学规律,也即应开始化古出新,建立其本家面貌了。据记载金农的书法最后是从三国时期吴《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书法中化出的,但从传世的金农作品中,我们未见到他直接临习或仿书两碑的作品。然而有这样一件作品值得我们大加注意,即扬州市文物商店所藏金农隶书《苏东坡五古四首卷》。该卷款署“钱唐金司农”,惜无年款,不知何时所作。看书法遒润有加,于苍遒中含圆润风味,当为其书法艺术成熟后的作品。但既不同于前述的学汉隶书法,更不同于所谓的漆书。此书大多数字作隶体,亦有少数篆体书,且隶体字中明显带有篆字笔画或风意,基本为隶参篆法的艺术表现。字体结构不似汉隶的古拙绵密,而是篆字般的均净平整。且个别字的偏旁结构,与通常小篆书不同,显得较为奇古。某些波碟笔画,在丰沉的笔法中出以悬针篆法的尖锋,显得整个书法既沉厚又活泼。总体上来说,此卷书法形模颇类郑簠所创的草隶,即于隶书中兼参草势,但同时又有不同于郑书的风意。看来金农也偶然仿学郑簠的书法,而实际水平却又不下于郑簠。郑簠的隶书参以草书为势,故世称“草隶”,而此卷书则更多地带篆势,甚或个别字全是篆书体势,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以为,此即受到了《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的影响。两碑最大的特点是均融篆隶为一体。《禅国山碑》以篆体为主而融以隶法,故有圆浑雄厚之势;《天发神谶碑》以隶体为结构而融以兼书笔法、笔画方截中常有篆字的婉劲之势,且于粗钝的运笔中又有悬针出锋的篆字笔画,基本上为雄强方劲的风格。相比较则句看出《苏东坡五古四首卷》当是受两碑书法的影响。当然此卷书法是化合了包括汉隶和郑簠的隶书等件多书法材料而成的,并非仅是两碑书法,从我们对此卷书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构成的诸多艺术因素。因此,尽管此卷书法没有纪年,仍可以推测决非早期之作,因为其书已相当地成熟了;亦非晚年所书,我们很难从中看出其后来形成的个人书法习性。这只能是即将化出其个人书法面貌之前的作品,表现出他已经相当熟稔地出入诸体书的艺术水平,即将进入成熟时期的艺术创作阶段了。

　　如果我们推测的不错,金农的书祛表现在其后不久应出现其所独创的漆书。果然在其50岁之后就有这样的作品.乾隆五年庚申(1740年)54岁时所作隶书《沈周佚事轴》,完全是笔画方劲沉厚,横画粗而直画细的漆书。其书用笔多侧锋横运;竖直画则少作转折,往往起笔以细画直下,凡竖直画带钩挑者,一般用转笔作波送出,寓有篆籀遗势。中国书法大都强调中锋运笔为主,以取圆浑沉着之姿,以侧锋运笔为主者往往被目为不合法度。金农漆书则一反常态,不仅多用侧笔,且圭角锋棱大显,不能不说是大胆地出以奇形异态。然而,其虽用侧笔,一者参用圆转篆势以破其方,二者用笔异常沉厚,此皆为救补之处,故其书仍然于方劲中饶浑融之意。本来《禅国山碑》与《天发神谶碑》书法在碑书中就属于奇异之体,经金农以汉隶之体再度演化而出,自然会被世人目之为怪。如果我们联系其早期习汉隶的书法,则可知他的书法仍然是寓奇于正的,并非一任己为的独出心裁。但同时应指出,金农的作法正与其他扬州画派的“怪人”一样,也是有意识地破除习俗,而自创蹊径的。

　　此后金农的书法再度表现为两种形态。至60岁前后,愈来愈向笔画更为方侧的方向发展。如书于乾隆乙丑(1745年)59岁时的《隶书轴》,用笔基本一致,连竖直画也以方侧笔为之,具有形方、笔方而沉厚的风格。再如书于乾隆丙寅(1746年),60岁所书隶书《七言联》和《八分书轴》(图三),则为横粗直细、棱角毕现、略带飞白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如《墨林今话》中所言:“截毫端作擘窠大字”的那种书法表现。越十年,进入金农书法最晚期的创作阶段,始作所谓“渴笔八分”。其于乾隆丁丑正月(1757年)71岁时作《八分书轴》,并书识语云:“予年七十始作渴笔八分,汉魏人无此法,唐宋元明亦无此法也。康熙间金陵郑簠虽擅斯体,不可谓之渴笔八分书;一时学郑簠者,亦不可谓之渴笔八分也。”顾名思义,所谓“渴笔八分”即用渴笔为之,笔画多露枯白,且不作漆书那般的丰沉方劲,用笔较为清瘦洒脱,其《八分书轴》文曰:“外不枯,中颇坚,五岳在目前,得汝与游,恍骑白龙上青天。享太羹,进明堂,圣人上寿安且康。千万年,颂无疆。”这一段文字似为渴笔八分书赞,前文是说八分书之形态特点,后文是说书者自得之情。由此可体会晚年的金农,优游书艺,一泄己怀的情景。其实就其生平经历而言,他的晚境是十分困苦的,此不过是聊以自遣而已。

　　综上所述,可知金农虽自欲做一个诗人,但他确又是一个真正的书法艺术家。从整个清代书坛看,如金农这样始终不懈追求书艺之笃志者,几乎没有几人相埒。我们从其38岁而至晚年的书作,虽只略举数例,即可看出其丰富的变化。若仅用一漆书涵盖其一生书学,则不能全面而具体地认识他的书法。可惜的是,金农并没有留下更多的书论,使我们不能确切了解其书法每一变化的书者意图,而仅就其书法作品的不同表现来揣摩,则难免有盲人摸象之虞。但有一点可以有把握地说,金农写字多变,除其对艺术的追求外,当与其卖字糊口有关,这是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的。如金农的《致石卿札》云:“尊纪至接诵手函,关注良多。书灯十二对,烦人送致。可翁今年楠木架阔大,绢亦细匀,每对一两二钱方得,余润幸婉言之”。可见,其书出新奇之态,变化良多,当与符合买字人的需要有关。这对于书家而言,实在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来源：凤凰艺术-艺术家